臺灣東吳大學教授沈云龍認為，張作霖“雖身處日俄兩大強鄰之間，卻時刻不忘國家領土主權的維護，周旋折沖，軟硬兼施，不循故常，使覬覦者于既得權益之外，無可再生妄念，得以彼此相安無事。如果他能始終善為利用其所處的特殊地理環境，保境安民，休養生息，置身事外，不與國內軍政紛擾糾結一起，當可與五代十國時以鹽梟起家而管轄浙東西十一州的吳越國王錢镠媲美”。（注：沈云龍：《從歷史觀點看張作霖的成敗得失》，臺灣《傳記文學》第21卷第4期，第25頁。）
臺灣學者張式綸認為：“民國以來東三省承清季喪亂之余，如雨亭先生出而主持軍政，綏靖地方，建設經營，則日俄戰后，地方糜亂，人民涂炭，不知伊于胡底。如東北軍政不能自衛，則南北滿早為日俄所吞并，而無待于‘九一八’。華北內蒙之續被侵略，亦無待于‘七七’。外蒙古之獨立，亦必大為提早。東北軍進關則促使曹吳失勢，有助于北伐。東北軍出關而促進和平統一，是進退皆有益于大局，有造于國家。雨亭先生以一人之進退生死，而攸關世局與國運，如此其巨大，如此其深遠。生為東北之重鎮，國家之長城。死則以身殉國，重如泰山。中國近代史無論如何編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為民族英雄、歷史偉人”。（注：張式綸：《論張大元帥雨亭先生》，臺灣《傳記文學》第21卷第4期，第29—30頁。）日本有位叫伊原澤周的學者評論說：“其實，日本對張作霖，只是希望他能像日俄戰爭后那樣，為日本‘鞠躬盡瘁’，即使后來張作霖成了‘東北王’，日本也希望他能做個‘兒皇帝’。這樣，日本可以通過張作霖獨占東北權益，以擺脫華盛頓會議所規定的門戶開放、利益均等的束縛。但張作霖不愿寄人籬下，企圖做唯我獨尊的國家元首，這又是日本當局絕不能容忍的”。（注：〔日〕伊原澤周：《張作霖“討赤”與田中內閣》，《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
西方研究東北亞問題專家，英籍澳大利亞人加文·麥柯馬克在《張作霖在東北》一書中評論說：對于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絕對不能回避的問題；而且，這也是一個最難回答的問題。當然，張作霖不是日本的傀儡。……張作霖試圖利用日本來加強他自己的地位，與此同時，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為日本進一步侵入中國的一個工具。在這個限度內，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然而，從其經歷看來，他似乎確實堅定地堅持中國的統一與完整，只準備向日本人或東北自治的支持者們作出最為難于避免的策略上的妥協。因此就這個意義上說，他應當得到比他通常已經得到的更為積極的評價”。
張學良研究會會長、遼寧大學胡玉海教授和張學良研究會副會長、沈陽張氏帥府博物館館長郭俊勝研究員在《張作霖與日本的關系研究概述》一文中說，“在國際交涉中，無論是強國還是弱國妥協和讓步都是必須的，更何況我們處于弱勢地位。所以，不能因為張作霖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有妥協，就說‘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狽為奸’。考察張作霖統治時期的對外交涉，不僅頻繁而且復雜，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各個方面，在鐵路建設、設領設警問題、商租問題、征收二五附加稅問題以及軍事沖突等各項交涉中，張作霖都是最大限度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