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個兒年輕的時候，我這人思想特別，假如說我思想，我不愿意說我自個兒，我這人思想跟旁人不同，我是個特別怪的人啊，我自己承認我自己是個怪人，我有好多的事情非常怪。

　　什么是“怪人”？一般將言行非同尋常的人稱之為“怪人”。北宋有位翰林學士，曾做過戶部尚書，名叫葉夢得，他在《避暑錄話》中說范仲淹是個“怪人”，怪在何處呢？因為“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為怪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學良更是個怪人。范文正公只是“以言事動朝廷”，張學良身為下屬，不僅“數以言事動朝廷”，還動用軍隊把南京“朝廷”的“皇帝”抓了起來，扣在了西安，扣就扣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又不顧下屬和同僚的反對，冒著被殺頭的危險，親自將“皇帝”送回到南京。對此，不僅當時的“當權者不喜”，直到今天仍有人“不喜”，而且不解，“每目為怪人”。

　　1936年，魯迅在致唐弢的書信中說：編刊物決不會“‘絕對的自由’，而且人也決不會‘不屬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來的。如果真的不屬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個怪人，或是一個滑人，刊物一定辦不好。”

　　無疑，魯迅說的是對的，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條件之下，自由是在一定條件下的自由，在這個意義上，“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另外，正因為任何人都在社會給予的條件下生活著，如果誰能突破社會給予的條件，說話、做事“不屬于任何一面”，他不是怪人，就是滑人。張學良在晚年口述歷史時，地點是在臺灣，窗外是國民黨的特務，大門外是國民黨的憲兵，但他在屋內對著錄音機，大談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是因為失去了民心，之所以國民黨跑到臺灣來，是因為老百姓被逼到共產黨那邊去了，大陸老百姓不要國民黨了；在談到“九一八”事變時，他說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與蔣介石無關，大陸人說蔣介石給他下了不抵抗命令，這是共產黨為他解過。很顯然，按照魯迅的標準，張學良“不屬于任何一面”，當屬“怪人”之列。

　　張學良是個“怪人”，他的“心”離“圣”人不遠，因為他“賤己”、“輕功”、“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