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站起身到房間取出三個牛皮紙袋，每個袋內(nèi)都有一個小錢包和一張感謝卡或短信，是張愛玲于一九九四年在美國買來分送給不同的人，但不知何故沒有寄出，最后連同其它遺物到了宋先生手里；其中一個錢包送給“曉云小姐”。

　　陳子善當時把錢包和卡片珍重地捧在手里，眉頭皺了一下，忽想起，半個月前在上海有一位劉曉云聯(lián)絡(luò)過他，約他參與保護流浪貓運動，接觸時，他約略知道劉曉云曾經(jīng)在天津從事編輯工作，甚至在李開弟的引薦下編過張愛玲某些文集。

　　真是湊巧得神秘，不是嗎？

　　如果宋以朗早已知道“曉云小姐”是上海人而問計于陳子善，也罷，但他對她一無所知啊，只不過于聊天時突然想起此事，順便提提，而陳子善卻適好前半個月才跟劉女士接觸上，否則亦難提供解答。一個巧合接連起一個巧合，便是一條神秘的線，直把陳子善和張愛玲拉起來了。陳教授后來在香港寫了文章述及此事，亦道：“世事有時確實令人感到十分離奇，仿佛冥冥之中上蒼自有安排。如果劉女士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不給我來電，如果我一月十日不去拜訪以朗先生，如果以朗先生不出示張愛玲未能付郵的這三封信，那么，致‘曉云小姐’這封信收信人的真實姓名和身分也就不會浮出歷史地表，這個感傷動人的故事也就不會有如此圓滿的結(jié)局了。”

　　那天下午離開宋家，我和陳子善沉默無語了好一陣子，沉默之后，恢復談笑，我從沒見過陳子善笑得如此燦爛不可收拾。快樂的男人，找到了純粹的快樂，連我也被感染得高興起來，于是做做好心，為了讓他樂上加樂，故意開個認真的玩笑，側(cè)臉看著陳子善，嘆一口氣，道：“唉，子善老師，依這事看來，愛玲還是愛你的。”

　　陳子善笑得更是合不攏嘴了。

　　然而陳子善沒想到，另兩個錢包其后也找到物主了。

　　誰是“斌”？

　　宋以朗手里的三個錢包，第一個給“曉云小姐”，陳子善找出了來歷，也送回了上海，內(nèi)地報紙予以廣泛報道，電視臺也做了專輯，劉曉云現(xiàn)身受訪，是一位中年女士，有點富態(tài)，但很有氣質(zhì)，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她的文化出版界專業(yè)。訪談里她說，當陳子善把張愛玲的謝卡和錢包交到她手里，她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體驗了久違的感動。這訪談可在網(wǎng)上找到看到，很動人。

　　另外兩個錢包，一個寫明送給uncleK。D。，即亦張愛玲的姑丈李開弟，沒有什么懸念；另一個錢包則送給“斌”，構(gòu)成了小小的謎題，張愛玲在一張小小的謝卡上寫道：“路遠迢迢寄這么個小錢包給個大音樂家，太可笑。請原諒我心目中永遠拿你當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給uncleK。D。買個小皮夾就順便買個給你。祝近好愛玲”。

　　小皮夾黑色，皮感極好，不屬于目前流行的任何名牌，十四年了，或因密封在公文袋內(nèi)保存妥當，仍有亮澤；跟其它兩個或綠或杏的錢包一樣，充分反映了張小姐的戀物品味。兩年前跟陳子善在宋以朗家已見這錢包，但因注意力集中于曉云小姐那個包夾之上，誰都沒費心思推測“斌”是誰，隱隱覺得留待他日再來解密，而這回，輪到止庵出招了。

　　今年六月下旬我和止庵往訪宋以朗，看見了錢包，他將之掂在手里，想了想，好像想到了什么，但沒說，直到我無意中從一堆紙條里找出謝卡草稿，止庵才道，嗯，K。D。就是李開第，即張愛玲的姑丈，他以前長住在廣州，其后病逝；既然“斌”跟K。D。有關(guān)系，又是“大音樂家”，張愛玲在四十年代跟她見面時，她只是“十一二歲的小女孩”，那么，到了九十年代，應是六十歲左右，如果她在廣州生活過、如果她是音樂界的一份子，必跟廣州樂團的人認識，這就是線索，我可找廣州的朋友問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