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500強最新榜單出爐，中國企業毫無懸念地又是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100家中國企業榜上有名，數量僅次于美國；中石化取代埃克森美孚，闖進前3名，改變了多年以來由沃爾瑪、殼牌、埃克森美孚包攬前3名的局面。

　　梳理與500強榜單相關的新聞，不難發現，很多企業或是企業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都把全球500強的名頭，當做一塊金字招牌。但在研究領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提醒說，不要再迷信500強排名，這份以年營業收入為標尺的榜單，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國企業的現實問題。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俏就直言不諱地指出，進入全球500強，只能說企業的營業收入高，規模做得大，但“大”不等于偉大。如果只有營業收入可觀，但利潤、投資資本收益率等其他衡量企業健康性的指標并不理想的話，“大”也只是“偽大”。

　　劉俏分析說，盡管中國企業在全球500強中已經占據了1/5的份額，但如果要按利潤來排名的話，中國只有7家企業能進入全球最賺錢企業的前50名，而且幾乎清一色是金融類企業。

　　換句話來說，就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最賺錢的都是金融類企業。這些企業賺錢的法寶并不是靠業務創新，而是得益于金融業的制度紅利。

　　劉俏說，進入全球500強的中國企業中，除了7家金融機構利潤的成績還不錯外，相當一部分企業的業績并不樂觀。比如，排名全球500強第三的中石化，利潤只有89億美元，而與其同在第一陣營的沃爾瑪和殼牌，利潤都超過160億美元。

　　有專家做了一個計算，中國大陸進入全球500強排行榜的95家企業（另外5家來自香港、臺灣）平均利潤為32.2億美元，低于全球500強公司的總平均數39.1億美元。

　　而在2013年的榜單中，中國大陸上榜企業的平均利潤曾達到全球500強公司的平均水平。這樣的變化折射出，最近一年中國企業的贏利水平明顯下降。

　　進入全球500強的中國企業中，最賺錢的是中國工商銀行，其利潤甚至超過了美國蘋果公司。但在劉俏看來，中國工商銀行在人們心目中受贊賞和尊敬的程度遠遠低于蘋果公司。他介紹說，《財富》雜志每年發布500強榜單時，也會發布一份全球最受贊賞的50家企業名單，美國蘋果公司已經連續7年排名第一。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在50家最受贊賞的上榜公司中，美國公司依然占據絕對優勢，共有42家公司上榜，除了前3名蘋果、亞馬遜、谷歌之外，還有耐克、微軟、英特爾等。在亞洲地區，新加坡、韓國、日本各有一家公司上榜。中國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家公司入選過“全球最受贊賞的公司全明星榜”。

　　再來看看，全球500強中50家虧損最嚴重的企業，中國占據了16家，多為能源類型的企業。出現虧損的企業相對集中在國有企業聚集的鋼鐵、煤炭、化工、船舶等行業。其中，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鋁業公司、鞍鋼集團公司是中國最虧企業前3名。

　　還有研究發現，進入全球500強排行榜的中國大陸企業的平均收入略低于全球500強公司的總平均數，平均資產則略高于總平均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企業平均員工人數達到19萬，遠遠高于總平均員工人數的13萬人。

　　利潤指標、受贊賞程度等其他維度的考量足以說明，規模大的企業并不一定就是好企業。近年來，劉俏還在用投資資本收益率的指標來研究企業的健康性。他的研究數據是，過去10多年間，中國上市公司每1元的投資只能帶來0.03元的稅后利潤，遠遠低于美國上市公司在過去100年的投資資本收益率。

　　劉俏反復說，應該用多維度的數據來判斷一個企業是否是真正的強大，對全球500強的排名要理性看待。他說，根據營業收入的排名，頂多是500大排名，真正的全球500強應該是銷售收入、凈利潤、影響力、品牌、核心技術等的綜合排名。盡管中國的企業從規模上來說發展很快，但在快的背后還有很多值得擔心的問題。

　　在劉俏看來，另一方面，從進入榜單的中國企業也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的發展結構不盡合理。上榜的企業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國企多，一個能源資源性企業多。而這樣的企業結構特點也與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相對應。

　　1996年，中國僅有兩家企業能進入全球500強，而在18年后，中國有100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劉俏說，這些能做大的企業，完全得益于搭上了高速向前的中國經濟快車。看看這18年來的中國經濟，投資、出口、消費三架拉動經濟增長的馬車中，投資的貢獻最大。靠投資拉動的經濟，能源、基礎原材料、資金等生產要素極其旺盛，這也就催生了全球500強企業中，中國企業的能源板塊、鋼鐵板塊、建材板塊、銀行板塊的異軍突起，而且多是“國”字頭的企業。

　　劉俏分析說，進入全球500強的中國企業中，國企和資源能源型企業占據了近9成的份額也說明，國企在中國經濟上游領域擁有絕對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投資拉動的中國經濟成長模式使得上游領域更容易出現規模巨大的企業。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轉型和結構調整，劉俏說，只有當中國的企業完成轉型，才能真正帶動中國經濟的轉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四十年間，中國企業已經實現了“大”的創造，未來需要的是從“大”到“偉大”的二次長征，從過去單純關注企業規模，到關注企業利潤、投資資本收益率等，這背后一方面需要企業尋找創新的經驗模式，另一方面需要社會支撐體系的變化。

　　劉俏認為，社會支撐體系包括，政府轉變職能，實現從經濟生活的決策者向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轉換；金融改革進一步提升，更多地支撐有活力的中小企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