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說來，婚姻就是一個大竹杠。批發本來應該比零售便宜，我們都知道商業采購的原理是“批量越大，成本越低”，現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結果還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當然，婚姻還有其他的價值，比如社科院的一個博士就說婚姻是人類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贊同這種說法，據我所知，人類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結婚證書。否則你去領個結婚證，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來。要是生得出來，我情愿輸你一本《葵花寶典》。照我看，婚姻不僅不能保證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類繁衍，我們都知道雜交水稻好，不僅長得壯，產量也高，五八年的時候據說一畝地能打幾十萬斤。而結婚即使有一千種好處，也掩蓋不了這個致命的缺點：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遠沒法培育雜交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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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之前，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怎樣增加生產，避免出現饑荒。我們都知道，饑荒是生活基本資料，尤其是糧食的供應不足引起的，三年困難時期，因為高估產、高征收，再加上大辦人民公社的過度浪費，弄得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

　　**市場也會產生供應不足的問題，對男性來說，女方不斷提升的性技術、不斷擴大的性需求真是個災難。據說有個丈夫天天在湯里放安眠藥，讓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應和性需求的事，這法子可能有效，但實在是有點缺德：你萬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辦？

　　供應不足如果嚴重了就會發生饑荒，有饑荒就會有逃荒者，這事就叫紅杏出墻。平常人們對逃荒者總是很同情，除了安徽鳳陽在1961打擊過要飯的，說他們影響了社會主義的大好形象，捉進去吊起來打，此外還真沒見過這么沒人性的。但對**逃荒者，人們卻一直都很鄙視，說她們淫蕩、道德淪喪、不守婦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蓮，人家不過就是在饑荒時吃了幾口別人家的飯，就被道德學家們罵了一千多年，罵得人人自危，連慕容雪村這么大膽的人都有點哆嗦。這事其實是一個產權不清的問題，跟我們的國企改革差不多：潘金蓮有沒有權利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分配她的性資源？或者說，究竟誰是潘金蓮性工廠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還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武大郎最多只有經營權，但你們非要連所有權都奪去，我覺得這中間一定有什么貓匿，建議清河縣反貪局介入調查。

　　我在企業里管過采購工作，一般情況下我都會選一家固定的供應商，定點采購的好處就是成本低、供應及時。但如果這家供應商供不上貨，那我就要多找兩家，這和潘金蓮做的沒什么區別，也沒見誰說我淫蕩或者道德淪喪。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有點同情潘金蓮，她和我一樣都是優秀的采購員，關注采購質量，尋求足量、及時的供應，但我又加薪又升職，過得滋滋潤潤，潘采購卻被公安局長武松一刀砍了，其間的跡遇，真是令人不勝噓噓。

　　前面說過了，經濟學有時要研究如何增加生產，在這個問題上，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們有很多理論，比如提高勞動生產率，延長作業時間，還有費亨氏理論、德羅定律什么的，金正日將軍提出還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但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科學技術，所以西門慶買了兩個銀托子，所以印度神油和龜鱉丸才會那么暢銷，社會學家說性藥泛濫是一個社會道德淪喪的標志，我覺得這事跟道德關系不大，我們賣春藥只不過是為了避免饑荒，而眾所周知，搞出饑荒可實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說也奇怪，性工業應用科技不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反而是為了降低生產效率。說起“效率”這個詞人人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時間做一件事，比的是誰更快，而在**問題上，人們卻總想用最多的時間做那件事，比的是誰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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