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作為數字時代原住民，社交媒體已成為其獲取信息、開展社交的重要載體。據2024年《第6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2023年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1.96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高達97.3%。近期，澳大利亞針對16歲以下人群出臺全球最嚴未成年人“社媒禁令”，引發廣泛討論。該禁令初衷雖為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但其實際效果尚待驗證，從必要性與可行性來看，既違背數字時代發展規律，也不符合未成年人成長需求。

　　首先，禁令不合理地限制了未成年人數字權利。《兒童權利公約》明確兒童享有發展權、受保護權與參與權，為未成年人數字權利構建提供重要框架。未成年人數字權利涵蓋數字接入權、自主權、發展權與受保護權等，當前主流觀點認為，對未成年人數字權利不應只重“保護”，更需注重“賦能”。禁止使用社交媒體會不合理限制其數字權利，易使其在社交層面與時代脫節，不利于人格健全發展，也難以適應快速發展的數字化社會。

　　其次，禁令阻礙未成年人數字素養提升。數字素養是青少年未來發展的核心素養，而其形成離不開實踐。正如“要學會游泳，必先下水”，未成年人有強烈的社交與娛樂需求，單純禁令無法消除這一需求，只會迫使需求轉移至加密聊天群組、匿名論壇等更隱蔽、缺乏監管的渠道，使其更易受色情、暴力、欺詐等不良信息侵害。這讓未成年人在脫離主流數字環境時，錯失在相對安全環境中學習規則、辨別風險、培養數字素養的寶貴機會。

　　再者，禁令執行成本過高，落地面臨多重障礙。未成年人可能通過偽造信息、借用他人身份或使用父母賬號繞過平臺審核，導致家庭與監管部門更難追蹤其網絡行為，使監管措施形同虛設。對政府而言，推行禁令需承擔高額監管成本，包括對平臺常態化合規審查、處理大量投訴案例，以及應對衍生的新型安全風險等。

　　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通過多年實踐，已經探索出比較行之有效的模式。一方面，《未成年人保護法》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明確政府、平臺、學校、家庭、社會“五位一體”協同治理機制，形成了系統化、常態化的保護體系。另一方面，我國推行的未成年人模式，從使用時段、時長、功能及瀏覽內容等方面規范未成年人上網行為，在保護的同時，為其保留了合理使用社交媒體的空間，為全球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提供可借鑒的中國方案，助力構建更安全、更包容的全球數字生態。

　　未來，我國應當繼續深化多方共治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模式。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同時加大對數字素養教育的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平臺需優化未成年模式的個性化與智能化，結合未成年人年齡、興趣定制內容推薦，同步開展場景化網絡素養教育；學校要將數字素養系統納入課程體系，通過實踐教學提升學生風險辨別與自我保護能力；家長應以身作則規范自身用網行為，與孩子共同制定上網規則，引導其養成健康用網習慣；社會層面則需加強正面宣傳，營造共同守護未成年人數字成長的良好氛圍。

　　數字浪潮不可逆轉，讓未成年人與社交媒體隔絕既無必要，也不現實。我們不應“一禁了之”，而是應當持續構建開放有序、自由有度、連接有界的數字生態，為未成年人鋪就一條通往知識、創造與健康交往的陽光之路。(作者：鄭寧，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