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寬松政策實際上受到多重限制，在幾年內都難以出現巨大的寬松政策。
首先，巴塞爾協議對中國金融業有限制。巴塞爾協議從II到III，銀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要翻倍，對銀行融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每年是8%以上，利率是6%，基本上已經決定了中國的貨幣增長每年必定是百分之十幾。在貨幣不斷增長的同時，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提高，再融資壓力空前。
現在中國M2大約80萬億，中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需要大約8000億資金，與銀行業總利潤相當，如果每年再增加10萬億貨幣風險資產，就要再融資超過萬億元。在這樣的壓力下，央行有很大動力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降低貨幣的金融衍生，降低貨幣乘數來降低銀行的風險資產，使得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巴塞爾協議的高要求。
其次，中國寬松降息，將降低銀行業政策性利潤。因為銀行大部分存款為活期，降息實際上降低了銀行存貸息差。未來一旦中國經濟下滑，銀行壞賬增加，降息以后銀行業出現全面虧損的可能性很大，將直接影響人民幣海外信譽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對美聯儲的不斷寬松，我們忽視了美國在此之前的緊縮政策。美國定量寬松政策之前，美聯儲給銀行在美聯儲的超額準備金付利息，銀行把大量的資金存入美聯儲吃利息而不是到市場中放貸，美聯儲的準備金存款一度達到12000億美元左右，對于原來7萬多億的美元廣義貨幣M2來說，客觀上等于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17%以上。同時，奧巴馬政府上臺以后，債務上限最少提高了接近三萬億美元，這些債券也要從市場中吸納資金。
因此美國實際上已經從市場上回收了大量的流動性，這樣在危機開始后美國才有一定通縮壓力現象。這樣大規模收回流動性必然會造成流動性不均衡，因此就有了量化寬松來定向購買債券資產，通過量化寬松使得美國的流動性均衡起來。
中國四萬億救市后續的投資和融資非常巨大。要保持總量穩定和達到巴塞爾協議要求，在其他方面必定有所緊縮。中國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在海外不斷寬松下，會有大量外來流動性進來，造成外匯占款性的被迫貨幣發行和寬松，也限制了中國其他方面的寬松政策。
因此，在中國銀行業沒有最終達到巴塞爾協議要求之前，在世界危機沒有穩定之前，中國不具備長期寬松的條件。（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