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炮轟“賑災歌曲大多動機不純”而獲得網(wǎng)友支持的韓紅，幾天之后又因為賑災遭到質(zhì)疑。4月26日中午，韓紅帶著“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的2000多萬物資乘坐火車從上海趕赴成都賑災，在路上韓紅得知繼父剛剛?cè)ナ溃煅实馗嬖V記者：“我沒辦法回去，我是一名軍人，只能當一個不孝的女兒了！”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網(wǎng)友的熱烈討論，贊揚其“大愛無疆”的有之，批評其“不顧親情”的也有之。但事實上，不管韓紅選擇繼續(xù)賑災還是回家奔喪，都是她的個人自由，因此無論她作何選擇，其他人都不應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來指責她。

　　韓紅有不奔喪的自由，但她也有更好的選擇

　　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公民擁有更多的個人選擇自由，對任何人來說，賑災的價值并不天然高于奔喪，反之亦然，面對這兩者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完全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而不應被橫加干涉。我們知道，在當下，政府往往會過分強調(diào)國家利益和集體主義，而忽視個人情感價值，官方媒體也經(jīng)常協(xié)助樹立“以國家為重”的人物典型：比如“母親為不影響兒子參加閱兵隱瞞丈夫死訊54天”一事曾被廣泛報道；在亞運安保工作中，直系親屬去世仍堅守崗位的有228人，妻子生小孩或臨產(chǎn)而無法前往照顧的有407人——這本是違反人倫常理的事情，卻往往被官方媒體大加贊賞。但反過來，中國歷史上從漢朝開始就有強制官員奔喪的丁憂制度，如父母死去，官員必須停職回家守制，三年內(nèi)要吃、住、睡在父母墳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頭、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娛樂活動。丁憂制度將“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壓制個人自由的另一個極端。上述兩種價值觀對我們影響甚深，今日網(wǎng)友對韓紅的批判，以及韓紅自己的表態(tài)，其實多多少少都有它們的影子。

　　韓紅在表態(tài)時反復強調(diào)“我是軍人，我不能回”，似乎是強調(diào)自己需要忠于職守，不得不繼續(xù)趕赴四川。但從后續(xù)的新聞報道來看，韓紅赴災區(qū)現(xiàn)場后的主要工作只是是慰問而已——“韓紅還慰問了80多歲的老婆婆，和一位曾經(jīng)在雷峰團當過兵的退伍軍人”。這個時間段去災區(qū)慰問的價值到底有多大，應該重新評估。此時此刻，災區(qū)道路資源有限，更應該把有限的運力讓給重型機械、救災物資，為生命讓出通道。此時明星等非專業(yè)人員進入災區(qū)，不僅做不了太多貢獻，還可能給災區(qū)“添亂”（或許不存在添亂）。從新聞圖片來看，當?shù)孛裾块T為韓紅準備的接待陣容不小，還要為韓紅引起的圍觀來派人手維持秩序，這無疑加重了當?shù)氐呢摀Ｆ鋵崳n紅完全可以不必親臨現(xiàn)場，可以選擇把物資交給更專業(yè)的救助組織，自己則可以回家奔喪，然后在災后重建階段去災區(qū)慰問，用歌聲振奮人心，給災民帶去安慰，這樣的選擇更為明智。

　　批評韓紅“不顧親情”是道德譴責

　　實際上，就算她去蘆安是肩負著部隊軍令，也一樣擁有回家奔喪的權(quán)利。相比中國人常有的“忠孝不能兩全”，國外民眾對此顯然早已普遍接受：比如去年9月8日，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原本應出席當天下午開幕的亞太經(jīng)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但因臨時收到父親逝世的消息，立即決定缺席會議回國奔喪，雖然錯過了如此重要的會議，但民眾并沒有因此提出譴責。而如果細究韓紅的新聞，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她掛有軍職，但這次她去四川賑災完全是個人行為，主體是“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讓韓紅“不能回”顯然并不是因為職責，而是因為她個人的道德標準。前幾日炮轟賑災歌曲的微博已說明她的道德標準一向嚴苛：“唱歌比救援、比搶救生命還重要嗎？”于是，在她眼中，組織愛心救援車隊奔赴災區(qū)就是“善”，寫首歌甚至被斥為“偽善”（在網(wǎng)易娛樂的上一期“尖峰娛論”里，我們已經(jīng)指出：韓紅的斥責其實也算是一種攀比，攀比“行善的方法”而已）。她前幾天的批評，實質(zhì)上是站在制高點的道德譴責，而類似的譴責（比如批評她“不顧親情”），現(xiàn)在又被網(wǎng)友反過來對準韓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