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州故城墻全景
繼秦嶺博物館對外開放之后，商洛中心城區(qū)又添一處景觀，即商州故城墻。修復(fù)老城墻是對歷史文化的傳承，也是對城市品位的提升。
商州故城西南段城墻保護(hù)工程及城墻遺址公園建設(shè)項目東鄰蓮湖公園、西鄰工農(nóng)路，商州故城墻總長約240米，其中西段長約113.23米、南段長約127.08米，城墻遺址公園項目約1.5萬平方米。工程將城墻風(fēng)貌修復(fù)提升與文物保護(hù)、歷史文化傳承相融合，以修舊如舊的方式重現(xiàn)故城墻風(fēng)采。
商州故城墻及城墻遺址公園對外開放后，隨即成了網(wǎng)紅打卡地，網(wǎng)絡(luò)上一片歡騰，點贊聲不斷。筆者經(jīng)過查閱相關(guān)資料，整理出兩份關(guān)于商州故城墻的來歷資料，供廣大讀者參考。
第一份是《續(xù)修商縣志稿》中正文記載：縣城，秦孝公十一年（前351)“城商塞”。晉興寧末，王靡之改筑故城。宋令狐厲建樓城上，邵康節(jié)有詩。元安西路判官寡骨里拓修，周五里，高二丈五尺，池深二丈，形如鶴翔，面對龜山，謂之“龜山鶴城”。門三：東曰“覲陽”，西曰“靖羌”，南曰“鎮(zhèn)遠(yuǎn)”；西南水門一，曰“靖順”；中各有樓。明洪武間，知縣陳榮祖重修。成化中，知州孫昌復(fù)修，十八年(1482)吏目劉璽甃其半。嘉靖癸未(1523)參議蘇乾悉甃以磚，有檢討段炅記。隆慶丁卯(1567)，知州陳潞增修。萬歷丙子(1576)，知州李石嶺增建敵臺、垛樓。庚子(1600)知州王邦俊修門樓。順治二年(1645)，商洛道袁生芝重修，建譙樓于州治前。乾隆五年(1740)，知州王如玖重加修補(《州志》)。乾隆二十一年(1756)，東門洞磚倒壞，門樓傾圮，知州羅文思捐俸修葺，南門、西門亦漸次修理。
東門匾曰“雄顧武關(guān)”，曰“秀氣東來”。聯(lián)曰“五更紅吐龍山日，百里青連佛洞云。”又曰“賸含生意開芳甸，時為春風(fēng)滿碧城。”南門匾曰“晴江飛鶴”，曰“浦云南望”。聯(lián)曰“三臺矗地簪文筆，一柱參天絢赤霞。”又曰“檻前月色邀庾亮，郭外江聲走岳陽。”西門匾曰“高瞻秦嶺”，曰“爽霞西挹”。聯(lián)曰“光生金鳳銜新月，煙裊香爐疊細(xì)云。”又曰“歲卜秋成書大有，卦占兌說慶多藏。”
第二份依然是《續(xù)修商縣志稿》中的內(nèi)容，不同的是作為附件錄入，讀完感覺像是一份下級向上級申請修復(fù)城墻的文件。文中說，明末磚城一座，周圍五里三分；高二丈二尺，女墻五尺，共二丈七尺；底闊二丈，頂寬一丈；垛口一千六百六十口；墩臺一十七座；角樓四座，上蓋腰鋪，共二十一間。城壕東、西、北三面，俱深二丈，南近州河，無壕。順治二年(1645)春，李自成東破城，陴垣、敵樓國悉平之。是年秋，撫治袁生芝設(shè)法修補，至今利賴。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州顧馨，請金七千九百兩，修筑城垣，三年始竣。
道光六年(1826)，知州恒亮補修城垣一百六十余丈。十五年(1835)知州范馝桂勸捐補修城垣二百四十九丈并城樓四座。至二十九年(1849)，知州王履亨捐廉三百緡通費九百四十余緡，前工始竣。又重修城上巽方加奎樓（郡人邵銘誥有記）。
咸豐十年(1860)，知州李煒于南城外修筑沙堤據(jù)百余丈，護(hù)水田一百余畝。同治三年(1864)，知州陳作樞增修角樓四座并補城垣、城樓。同治九年(1870)，知州李壽榮稟派員知縣陳爾茀、吏目馬福臣，勸捐一律補修，以余款于南城根瀕河捍臺，募工甃石，增高丈余，又添四城門石匾，東曰“覲陽”，西曰“靖羌”，南曰“鎮(zhèn)遠(yuǎn)”，水門曰“靖順”。
光緒十年至二十一年(1884—1895)。城垣淋坍四次，均經(jīng)知州李素捐廉補修。光緒八年(1882)，河水暴漲，浸入水門，淹沒民房，又捐俸，于水門外甃石為月堤，于丹江岸創(chuàng)筑石堤一百一十八丈有奇，土堤七十八丈有奇，石根土堤一百一十八丈，增高舊堤五十八丈有奇，護(hù)稻田一百二十余畝，自是水患始息，至今利賴。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896—1901)，城垣臌裂及淋崩者四次，經(jīng)知州多齡、羅壽昌、張世英先后勸捐修理。光緒二十九年(1903)，知州楊宜瀚籌集城路工款八百金，發(fā)商生息，以為歲修之資。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tǒng)元年(1905—1909)，城垣淋崩三次，經(jīng)知州胡啟虞、勞啟恂、王世锳酌提修筑。王世锳又修葺南門及水門樓，并創(chuàng)立柵門二座，南門樓匾曰“迎薰解慍”，水門樓匾曰“山色河聲”。
城垣舊無北門，民國二十九年(1940)，陜西第四區(qū)行政督察專員章烈、長坪西荊公路警備司令謝輔三開辟北門，銜接公路，便利交通，商民稱便。惟歷遭兵燹，樓閣傾圮，垛口亦十九不存。此急宜修補，借資防御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