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凱瑟琳·卡爾，一位美國的業(yè)余畫家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慈禧的真實容貌。正如一個美國人所言：“她是一個皇帝的生母，一個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個皇帝，她還廢了一個皇帝，她統(tǒng)治了國將近半個世紀——而所有這些都發(fā)生在一個婦女沒有任何權(quán)利的國度。說她是19世紀后半葉最了起的女人，這不算是夸張吧？”

　　慈禧晚年喜歡為自己畫肖像，曾以厚金聘外國畫師進宮供役。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俄國沙皇古拉二世和皇后將一幅八英寸著色全家照，命駐華公使贈送給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當她看到攝影畫像快而方便，并且神情酷肖，效果更為真實時，躍躍欲試的心情便日益強烈，對照相產(chǎn)生濃厚興，想親身領(lǐng)略一下其奧妙了。

　　攝影在當時主要還是采用玻璃版底片或干片，它的成像程序復雜，全部照相材料均須進口，成本昂貴。如今故宮博物院內(nèi)珍藏著大量當年所攝的玻璃底片和照片，其中僅慈禧一人晚年所拍照的三十余種裝束、神態(tài)各異的照片就有百余張，大多系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其七旬壽辰前的留影，都是由清廷曾駐日、法公使三品卿銜裕庚的次子勛齡所攝。

　　慈禧為了照相，特傳御旨在其頤和園寢宮樂壽堂前搭席棚，用布景屏風為襯，并按殿內(nèi)樣式布置豪華的陳設(shè)。當時頤和園內(nèi)雖已有電燈，但不具備用于攝影的照明器材，為了突出主體人物式的立體形象，又不觸犯慈禧所忌諱的陰陽臉，提高成相的清晰度，只有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方可使其“尊容”拍攝達到最佳效果。慈禧在照相之前，要親自翻閱歷書，選定吉日良辰。拍照時常命御用攝影師勛齡為其連續(xù)拍上幾張不同姿態(tài)的宮裝像，并迫不及待地命令將每張放大數(shù)幅，還要速將尚未上光的帶水的樣片呈奉御覽。

　　慈禧太后對拍照禁忌的開戒來由，據(jù)史料記載是因為一些西方國家政要為加強與清朝政府的聯(lián)系而討好掌握實權(quán)的慈禧太后，曾征招畫家來中國為她畫像。清朝在紫禁城里曾居住過十個皇帝，自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即有洋畫師如郎世寧等人供奉內(nèi)廷被破例賞予職銜頂戴，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皆較優(yōu)越。道光、咸豐年間的鴉片戰(zhàn)爭導致中西方交惡，洋畫師在內(nèi)廷銷聲匿跡。到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才有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美國駐華公使康格的夫人推薦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Cathleen Carl 1858—1938)入宮畫像，此后又有荷蘭畫家華士·胡博(Hubert Vos)于1905年入宮為慈禧畫像。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中唯獨同時擁有西方文明的油畫肖像和攝影照片的人，她在畫像和拍照過程中的表現(xiàn)，果然顯示了帝王的權(quán)勢威嚴和中西文化沖突。卡爾回憶在宮中受到慈禧太后熱情的上賓款待，給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慈禧在宮中的絕對權(quán)威：“其威嚴之容，有足使人震懾至不可方物之魔力”，“能使大小百官俯伏于寶座之下”。

　　這位被慈禧稱為“柯姑娘”的洋畫家在宮中一住就是9個月，成為唯一得以近距離觀察慈禧和中國宮廷生活的西方人士。對于這最初帶著強烈政治目的、而后被慈禧深愛的個人第一幅油畫像，慈禧特別重視地擇定黃道吉日開筆和完成，清廷特派皇族代表溥倫專程護送到美國圣路易博覽會陳列，借以顯赫于天下。這番畫像經(jīng)歷，也成為了中國近代社會文化的一起戲劇性“改革開放”事例。

　　凱瑟琳·卡爾幸運地得到慈禧的協(xié)作，總共繪制了4幅慈禧太后的油畫像，并近距離切入到當朝奢華的宮廷生活。隨著畫像工作的進展，西方造型方式與中國傳統(tǒng)繪畫習慣不期然地形成了觀念沖突。

　　卡爾回憶道：“他們希望細部越詳細越好，不想要陰影。如果只考慮太后一個人的話，她很有鑒賞力，人也開放，最后總會給我更多自由；但她也不得不遵守傳統(tǒng)，在繪制中國帝后的肖像時，傳統(tǒng)和成規(guī)必須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循才行。……當我明白我將不得不運用傳統(tǒng)的方法來表現(xiàn)太后那異常吸引人的性格、將它平庸化時，我就不再對我的工作充滿開始時的那種熱情了。我頭疼連連，內(nèi)心反抗激烈，花了很大的勁才安下心來做這不得不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