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前，中國留學生董小姐在英國拉夫堡大學宿舍丟失一部價值3000元的iPhone4手機，英國警方在另一個城市為其找回手機。近日，盜竊犯在法院受審，董小姐將受英國警方邀請出庭作證，往返中英的機票，以及在英國的食宿、交通費用10000元人民幣左右，由英警方承擔。(1月17日《新京報》)

　　一個小小的刑事案件，為確保證人出庭，英國人可以說不惜代價，這種對證人出庭的重視，對司法公正要求之嚴苛，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這也是被制度逼的。在英國，控方(警方)提交法院的起訴書必須在背后記載本方證人的姓名，必須傳喚證人出庭作證；否則，視該證據為不存在，由控方承擔不利的后果。證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形只有兩種，一是用各種方法都無法使證人出庭作證(例如下落不明)，二是該證人為一不可信賴的證人。這兩種情況下，若該證人證言不是對案件基本事實無關緊要，則控方承擔敗訴后果無疑。

　　正因為證人不出庭有如此嚴重不利的后果，英國警方才不惜一切代價讓證人出庭，英國證人出庭率之高，也可想而知了。

　　而在中國，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卻非常低。例如據有關資料，深圳中院的證人出庭率一直徘徊在2%至5%之間；北京某中院轄區某年度的5500件刑案，證人出庭的只有29件，只占案件總數的1%。著名的李莊案一審中申請了6名證人出庭作證，最后一名也未出庭，法庭解釋的理由，居然是證人不愿出庭。這種情形下的辦案質量自然難以得到保障，出現一些荒誕離奇的冤假錯案，也就不足為怪。

　　刑訴法在修訂前，我國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率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對證人出庭的硬性要求不夠；刑事審判流于形式，法院對檢方配合有余、制約不足，許多刑事法官存在“證人不出庭，質證更簡便”的意識等，但證人出庭缺乏足夠的經費和人身保障，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證人不出庭，法律沒有規定任何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證人出庭了，經濟上沒有補償，人身安全也沒有十分保障。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在這種情況下，證人選擇不出庭，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好在，新修訂的刑訴法加強了對證人權益的保障。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加強了對證人的人身權的保護，規定了對證人及近親屬的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等措施；二是明確了對證人出庭的經濟補償，規定證人因作證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予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不過，要讓這些措施執行到位，恐怕還得在制度上進一步細化和明確才行。

　　與此同時，新刑訴法對證人應當出庭也作了一些硬性的要求，例如，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也看到，法律對“證人應當出庭”加了這么嚴格的限定條件，相比英國警方為一個3000多元的小案子，花萬元多代價保障證人出庭，我們的證人出庭“門檻”，有必要進一步降低。

　　書面證言代替證人出庭，這難以保障被告人和辯護律師的辯護權，有礙司法公正的實現。保障證人出庭，事關“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能否落地，所以，國家當在資源上給予充足的保障和支持。（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