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一組學生背著課桌上學的新聞圖片，讓舉國動容，也讓湖北麻城跌入輿論漩渦。新學年開學第一天，湖北麻城不少農村小學新生自帶課桌入學報到，此事經媒體報道后，麻城官方曾用“財政擠不出錢”作為回應。昨日，麻城市委書記楊遙開通微博回應質疑，并表示“網絡社會，每個官員都必須學會在媒體的監督下工作和生活”。

　　幾天時間，原本“擠不出錢”的麻城財政，終于又將為“一次性解決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學生的課桌椅問題”籌措500萬元專項資金，加上“干部認捐”的方式，當地承諾將在三個月內“更換”標準化新課桌椅。事件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此改觀，對就學于斯的學童而言，是為一樁大喜事，媒體能為此盡些心力，已足堪慰。學生免掉背負課桌之苦，得以有條件安坐課堂、書聲朗朗，這或算不得奢求，卻也是當地政府及時主動回應輿論關切所求得的向好結果。麻城“心有余而力不足”也罷，媒體督促、網絡圍觀也好，“長期”存在、不獨今年的麻城課桌短缺現象，此番幾方合力幫涉事部門下了徹底解決的決心。

　　背著課桌上學，曾是不少地方、不少人的求學親歷，而讓其在2012年的中國成為新聞，也說明此現象確實在日漸減少，甚至具有了新聞價值。麻城之外，全國是否依然存在這樣的不堪與死角，需要政府、媒體與網友的合力查找。經濟發展，教育沒有任何理由停步不前，而且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必須均衡，所投入的資金及其后續使用情況，同樣需要經得起追問與監督。

　　麻城在回應課桌長期短缺現象時，曾熟練帶出“千方百計籌措資金，切實改善城鄉中小學的辦學條件，逐步提高廣大教師的工資待遇，促進麻城教育穩步發展”等公文措辭，包括同樣數以億計的教育建設投入，2011年麻城財政教育經費投入據稱有7.2億，還建起“大別山地區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學校。但如上政策宣示與數據展演，在“父親的桌子20年后女兒接著用”、“教師任教30年，一直眼看學生自備課桌”面前，其說服力恐難免被銷蝕殆盡。

　　“背起課桌上學”或不是教育發展窘境的全部，卻也算是極妥帖、極尷尬的一個剖面，與此一并被勾勒出的，則是權力生長的當下姿態。網絡時代，檢索無處不在，課桌背到學生背上的同時，政府和官員所要面對的，便不僅是轄下民眾的小聲議論，而是數以億計的鼠標與鍵盤。被稱做“麻城白宮”的市政府辦公大樓會被搜出來，其一年的綠化費用就是1200萬；“近年來湖北省發展最快的縣市之一”會有數據予以佐證———2012年8月，麻城市統計局發布數據稱，麻城包括財政收入等在內的7項半年經濟指標“居黃岡第一”。媒體介入，錢被擠了出來，課桌配齊了，但新聞圖片中破舊的教室依然會與華麗的政府辦公大樓形成極大反差。

　　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缺不缺錢，包括能否擠出錢，有限的錢該花到哪里，頗費周章。媒體曝光前后，一地財政的口徑變化，雖可讀出當地政府“正面回應媒體和網友關切”的誠意，同樣也應看到權力懂得謙卑、心懷敬畏去施政的重要性。需要正面回應的，不僅是媒體的一時追問，更應當是日常的民眾聲音，后者是否有暢通的訴求表達渠道，人大、審計等諸多以監督為存在價值的制度設計，在媒體未介入前以及媒體轉移視線后，如何有效擔起法定職責，都應是亟須思考并真正有所觸動的社會議題。“每個官員都必須學會在媒體的監督下工作和生活”，接下來的問題在于，官員群體是否具備舉一反三的反省力，不至于讓每個官員的認識轉變都需要政府身陷信任危機作為代價。

　　不讓學生“背起課桌上學”的關鍵，從來不在于有沒有錢，以及錢夠不夠，乃在于權力是否“心懷謙卑施政”。是故麻城故事以何落幕，恐亦不僅止于課桌要配齊一端了。（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