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教育行政化的根結不在于學校與校長的行政級別，而在于政府對教育的權力控制程度與方式。什么時候政府由大包大攬轉身為制度供給，什么時候教育自治有了切實的制度保障，發生在校園內的荒誕事件才能徹底終結

　　為了預防和打擊越來越嚴重的校園暴力，今后，云南省昆明市每一所學校都將在各個班級發展“治安小信息員”，專門收集不良青少年活動情況。而涉及的“問題學生”將會被送入“工讀學校”進行法制教育矯治。

　　該新聞一出來就受到輿論的質疑，這原本并不奇怪。在法治意識漸濃的現代社會，給在校學習的學生附加上校園暴力“臥底”的義務，如何都逃不脫民間合法性的追問。

　　據稱，昆明市有關部門之所以作出如此要求，乃是具有很深的社會背景，那就是近年來校園暴力事件頻現，昆明也曝出了發生在去年年底的“云秀暴力”事件。基于此，昆明市教育局、市公安局才聯合下發《預防和打擊校園暴力的通知》，要求學校各班主任要在班上發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員”，收集校園暴力和“拔毛”等侵財犯罪、手機網絡淫穢傳播、校園周邊交通秩序、學校周邊不良青少年活動情況以及學生急需學校、公安機關援助等信息。

　　如此看來，出此下策也是完全出于凈化校園環境、保護學生利益的良好意圖。但是，在所有奉行法治的國度，遏制校園暴力、打擊校園內違法犯罪活動，都是警察這一政府分支的法律義務，而斷無轉移給學生的道理。我國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規預設了學生充當警察“線人”的義務，相反，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任何個人或組織都無權招用未成年人從事有危險性的工作。有關部門欲陷校園暴力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知當初是否考慮過這部分學生的安危與利益？同時也叫人深刻懷疑其是否具備最基本的法律素養。

　　即便不站在保護臥底學生的立場，單從公權的合法限度而言，教育部門和公安機關究竟有何權力給學校下達這樣的指令？法治社會，公權機關秉持的乃是“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的鐵律。在這起事件中，公安機關將自身職責借此轉移給學校和學生身上，更是缺乏基本的法律授權。就教育部門而言，雖然作為主管單位可以給學校發布指令，但也沒有哪部法律授權教育管理部門可以強制班主任去發展“臥底”啊！

　　此外，恰如某報社論的題目“別把中小學生培養成猥瑣的告密者”，如此在心智尚不成熟的學生中散發“打小報告”的氛圍，將直接影響到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培育，甚至干擾著他們長大后是做一個光明磊落的公民，還是一個習慣于“潛伏”的告密者。至此，我們有足夠的法律理由對該行為說“不”。然而，此事引發的思考就此完結了嗎？一次倒逼公權的行為即便成功，如果不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癥結，又能從根本上避免公權的下一次妄為嗎？

　　如果我們不是單純地就事論事，只要稍微將平日里常見的教育界怪事打量一番，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要求學生參加商業剪彩，還是委派學生當臥底，抑或是各種怨聲載道的“擇校費”，背后無不折射出教育行政化的弊端。在政府成為教育的直接管理者而不是制度供給者的背景下，教育部門習慣性的公權介入，總會讓類似背離教育正途的事件一再上演。試想，在崇尚教育自主、學校自治的環境里，行政部門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對學校和學生“指手畫腳”設定義務嗎？行使自主管理權的教育者能同意如此不負責任的“潛伏”舉措嗎？學生的家長又會勢單力薄地任由行政官員這樣“屁股決定腦袋”嗎？

　　不久前，引發輿論熱議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被寄望為是革除教育行政化體制之弊的開端。但是很顯然，教育行政化的根結不在于學校與校長的行政級別，而在于政府對教育的權力控制程度與方式。什么時候政府由大包大攬轉身為制度供給，什么時候教育自治有了切實的制度保障，發生在校園內的荒誕事件才能徹底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