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發來我刊于《光明日報》2015年8月25日的《戰時中國大學的風采與氣象》，說那文章寫得好，問能否再接再厲。5000多字，講這么個重大話題，只能點到為止。而文章結尾這段話，值得再次引用：“抗戰期間，中國大學不僅沒有潰敗，還發展壯大，此舉放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談論或炫耀，都毫無愧色。此乃中國現代大學史上最艱難但也是最意氣風發的時代，其理想與情懷是后來者所望塵莫及的。如何描述此等奇跡？單靠冷冰冰的數字或教科書式的總結，很難體現我的敬畏、緬懷與景仰，于是，不揣冒昧，以文學性的‘風采與氣象’為題，希望讀者能心領神會。”

　　那篇文章的思路及材料，基本來自10年前出版的專著《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北大出版社問我要不要出增訂版，我猶豫了兩天，最后謝絕了。但這不等于10年間，我擱置了此話題。相反，每次到各高校演講，只要對方有意愿，我都會選《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或者在相關講座中，插入一大段大學西遷的故事。不是因為偷懶，而是認準我有義務為年輕一輩講述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以及我理解的大學精神。

　　這樣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國從來沒有，同時期歐美各國也談不上——那是因為，美國遠在天邊，不太受戰火影響；英國雖被轟炸，國土未被入侵；法國全境被占領，大學無處可遷；唯有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每回登臺演講，我喜歡引《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緒言”中的一段話：“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么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

　　今年也不例外，3月在重慶大學、重慶師范大學、武漢大學，5月在廈門大學，我都曾專門講述或部分涉及抗戰中的大學西遷。

　　貴州省委宣傳部出品5集歷史文獻紀錄片《西遷壯歌》，我擔任學術顧問和采訪嘉賓。為此事，我重新翻閱相關史料，除了浙江大學出版社刊行的若干浙大西遷圖書，我更欣喜讀到了《浙江大學在遵義·檔案綜述》與《浙江大學在遵義·要事紀略》。兼及西遷大學與在地學者的眼光和趣味，那樣方能更好地呈現此五彩斑斕的“壯歌”。編導到我家溝通，以為我熟悉浙大在遵義，很可能不了解大夏大學在貴陽，看我搬出一大摞圖書，包括《大夏大學編年事輯》《大夏文萃》《王伯群與大夏大學》《大夏大學：90年90人》等，還有《抗戰貴州文錄》《抗戰貴州圖錄》等，一下子愣住了，連稱“找對人”了。

　　《西遷壯歌》的編導，此前邀我參與紀錄片《陽明悟道》的制作，這回再續前緣，我馬上翻出1940年8月1日竺可楨校長在浙大建校紀念會上的講話稿：“昔陽明先生貶竄龍場，遂成‘知難行易’之學說，在黔不達兩年，而聞風興起，貴州文化為之振興。陽明先生一人之力尚能如此，吾輩雖不及陽明，但以一千師生竭盡知能，當可裨于黔省。”由王陽明的貴州悟道，轉到浙大等的西遷故事，冥冥之中，似有某種關聯，鏡頭前我略加發揮，編導拍手稱快。

　　每次到西部講學或游覽，我總會努力尋訪、考察抗戰中西遷大學的遺址。今年3月重慶講學，想看看抗戰中國立中央大學及復旦大學的遺址。目的不是找資料寫論文，而是緬懷與致敬。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紀念館讓我感動，而位于沙坪壩松林坡的國立中央大學遺址，其立碑及保護的狀態很不理想，則讓我感嘆噓唏。回來后，我撰寫了小文《松林坡應該有座紀念館》。此文在《解放日報》3月30日刊出后，若干公眾號轉發，引起關注。據南京大學官微報道，4月8日下午，南大校長帶隊到重慶大學調研，與重大書記、校長座談，“雙方圍繞共同推進中央大學西遷歷史宣傳、舊址保護、紀念館建設及共建研究院等事宜以及新工科建設、人才培養經驗做法等方面進行了深入交流”。7月17日，重大校長率團訪問南大，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其中包括“重慶大學松林坡（原中央大學抗戰內遷辦學舊址）修繕項目合作意向書”。

　　平生為文，難得有如此“立竿見影”的。而東西部兩所名校，因“西遷故事”而結成戰略合作，更是讓我大喜過望。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6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