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寧3月1日電 題：這座高原古城何以成為絲路青海道上的明珠？

　　——專訪青海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員畢艷君

　　中新社記者 潘雨潔

　　平均海拔4000米的日月山，屬祁連山脈，地處中國季風區與非季風區分界線、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疊合區，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交融的過渡地帶。丹噶爾古城(今青海省西寧市湟源縣境內)坐落在日月山下、黃河上游湟水之濱，始建于清雍正年間，是絲綢之路青海道交通要沖，也是西北地區重要的商業、軍事、文化重鎮。

　　丹噶爾古城的商貿興盛具有怎樣的歷史基礎？它如何發展為清末、民國時期中國西北地區重要的民族貿易集散地？古城在絲路青海道有何歷史作用？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青海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員畢艷君，解答上述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丹噶爾古城中哪些文化遺存或民俗習慣承載著商貿歷史？

　　畢艷君：從丹噶爾古城的東城門向西望數百米，古樸精美、布局嚴謹的中式建筑群將儒道漢文化、藏傳佛教文化融合展現；參與畜產品交易的洋行舊址、“歇家”商號保存完整；街頭巷陌，燈箱式“廣告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湟源排燈，以來自草原的羊皮作燈面，借鑒中原地區的針法繡制而成，夜晚長明、流光溢彩；古城內，小到一碗咸香四溢的麥仁羊肉臘八粥、一間十里飄香的陳醋作坊，都與厚重的商貿歷史有關，亦是草原與農耕文明千百年來在此相融相生的體現。

　　中新社記者：丹噶爾古城怎樣發展為民族貿易的“茶馬商都”？

　　畢艷君：丹噶爾古城的商貿歷史，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日月山的天然地理分界，讓當地各民族居民自古便依不同生態環境區立體分布，如藏族在草場游牧，漢族在河谷種田務農。長期以來，各族群的生產方式多元，生計模式相互依存，這是丹噶爾古城能夠成為民族貿易集散地的地理空間和物質基礎。

　　唐開元年間，日月山下設“赤嶺互市”，唐蕃各取所需的“以茶易馬”開始萌芽。宋以后，茶馬交易逐步成為青藏高原與中原的大宗貿易，《宋史》記載，朝廷規定“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至此，由朝廷統一經營的茶馬市易遂成定制，一直延續到明朝。清之后，丹噶爾古城作為鎮守交界的“兵城”，承擔著愈發重要的地方治理責任，保證互市貿易的順暢；清雍正年間取消官方交易限制，允許民間自由貿易，丹噶爾古城迎來發展新階段。據《丹噶爾廳志》，嘉慶、道光之際，以丹地商業特盛，青海、西藏番貨云集，內地各省客商輻輳。每年進口貨價至百二十萬兩之多。丹噶爾貿易在這一時期最為興盛，成為西北地區民族貿易的樞紐。

　　《青海通史》記載，19世紀末葉，英、美、德、俄等國的商人開始在丹噶爾設立洋行，收購當地的羊毛、皮張等銷往海外多國。這種貿易具有不平等、掠奪性的一面，但也推動民族經濟向外向型轉變。清末以來，古城內交易的商品除沿襲數百年的茶葉、布匹、絲綢外，還有中原各地的工業用品及外國“洋貨”。到民國時期，古城所在地區的多家山陜商幫及本地商號都資金雄厚、人數眾多。

　　中新社記者：丹噶爾商貿的長期繁榮促成當地哪些行業產生和發展？

　　畢艷君：商業的發展助推當地手工業興起。丹噶爾的手工業有“八坊兩院十四匠”之稱，城內作坊林立，木工、銀工、皮工、鐵工等陸續產生，制面、榨油、釀造業漸成規模。至今，湟源皮繡、湟源陳醋仍遠近聞名。

　　同時，商品經濟的豐富也帶動相關的經紀行業。蒙藏牧民入市與外省商家、洋行交易，需由“牙儈”“歇家”作為中介進行翻譯、易買、主持交易程序、提供食宿、征稅、運輸等工作。中介行業的興盛促進農牧業間的流通，利于市場繁榮。

　　民國時期，隨著大批畜產品外銷，丹噶爾地區社會勞動行業產生新變化，“腳戶”應運而生，專門管護和經營畜力馱運，運輸時客貨兼備、商旅兼顧、行動靈便。數十個“腳戶”驅趕上百頭役畜大運量長途運輸，逐漸形成“隊商”，足跡遍及西藏、新疆、甘肅、陜西、山西、內蒙古、天津等地，并形成一定海外知名度和影響力。

　　中新社記者：如果從路域視角看，丹噶爾古城多元民族生存相依、文化共融的特點，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

　　畢艷君：有一定代表性。中國著名民族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提出“藏彝走廊”的區域概念，“走廊”一般用來形容連接兩個或多個地區、便于通行的狹長地帶，中國橫斷山、巫山、武陵山以及祁連山地區都分布著規模不一、歷史悠久的民族走廊。

　　自古以來，多民族在祁連山兩側聚居、交流，生產生活方式上互補互依，并逐步從物資交換延展到語言文化相熟、習俗互鑒共享。由祁連山南麓進入廣袤的青藏高原后，東西走向的高山雄踞、橫貫延綿，群山間的平谷、盆地、河流緩沖地帶，逐漸發展出人們往來互通的路網。以丹噶爾古城所在的河湟地區為據點，絲綢之路青海道大致分為北、中、南三路，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繁榮共生的特點亦可由點及面映照絲綢之路青海道。

　　漫漫歷史中，多個古老民族遷徙駐留、繼往開來，共同發展絲綢之路青海道。

　　古羌人自古廣泛分布在西北地區，開辟出青海道的雛形；兩漢時，中原王朝于青海地區實行戍邊和屯田，羌人或大規模內遷、散居于漢族之中，或遠徙新疆，促進“羌中道”沿線交往交流；魏晉南北朝時期，吐谷渾人在古青海道基礎上開辟了經由黃河之南通達益州(今成都)、建康(今南京)的“河南道”，成為佛教交流、僧侶使節絡繹不絕的文化傳播之路；隋唐宋時期，隨著隋煬帝西巡、唐蕃睦鄰友好、茶馬互市開展、唃廝啰商貿興盛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青海道發展為縱橫交錯的交通格局，唐蕃古道更是成為“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的漢藏友誼“黃金橋”；明清時期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階段，聯藏通疆的青海道進一步修復、整頓、拓展，大大發揮西北地區交通“孔道”的作用。

　　中新社記者：怎樣全面、客觀地看待絲綢之路青海道的歷史地位？

　　畢艷君：與絲綢之路主干道、祁連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相較，南麓青海道少有人知，卻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后，青海道一直與河西走廊主道交替使用、相輔相成，特別是在主道被地方割據政權阻塞的時期，成為中外商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連接中原主要政權與西部少數民族政權。

　　千百年間，多民族文化在青海道上相互交融、難分彼此；近現代以來，青藏公路、青新公路、青藏鐵路等修建通達，各民族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磨礪著意志與勇氣，仍在繼續共同修筑“交融路”“開放路”，青海道外延與內涵還在拓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