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之管見按】一個理念，激活了兩千多年的文明記憶，連接著歷史、現實與未來；一個倡議，激發了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追逐夢想的熱情，造福世界，惠及全人類。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接受“伍之管見”專訪，回望并展望“一帶一路”。

鄭永年：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舞臺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這是過去十多年間國際社會最有效的國際公共產品。而當今世界，也只有中國有意愿、有能力提供這樣的公共產品。這既是一項偉大的發展項目，更是一種全新的國際合作模式，旨在推動全球區域內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共同繁榮。

盡管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指手畫腳，甚至竭力妖魔化，但合作伙伴國家非常歡迎“一帶一路”倡議。道理很簡單，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把“一帶一路”視為中國的地緣影響力擴展戰略，但中國堅持發展初心，合作伙伴國家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發展利益。

多年來，隨著國際層面地緣政治和西方各國內部民粹主義崛起，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抬頭，一些大國把安全置于發展之上，甚至把發展安全化，全球范圍內缺少發展動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價值和實踐目標對全球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因而獲得廣泛認可。

作為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也是中國為全球提供的一種現代化路徑選擇，讓“共同富裕”理念由內而外延伸。各國追求現代化的愿望越來越強烈，當它們長期追隨的西方模式出現大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模式自然對它們產生了巨大吸引力。

第一，當前的國際秩序自1945年建立以來，基本保障了二戰以后長期的國際和平，尤其是避免了大國之間的戰爭。然而現有的國際秩序正在逐漸瓦解過程之中。一方面，在二戰以后的國際秩序建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國，成為了目前破壞國際秩序的主要力量。美國的種種行為，包括“美國至上”、實行單邊主義、退出多個國際組織或條約、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組建基于價值觀之上的集團、推行世界兩極化等，削弱了聯合國體系的威信，加劇了現有國際秩序的破壞。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疲軟，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抬頭，全球化浪潮正快速地向逆全球化轉型，國際經貿往來的減少削弱了現有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再疊加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等黑天鵝事件，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能源危機、糧食危機與社會不平等問題。二戰以來形成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困難時期，無法應對越來越嚴峻的國際問題。

第二，以西方價值觀為規范的國際秩序無法滿足現有需求。用一句話來說，國際秩序的危機是由于今天的國際社會不僅缺少好的國際公共產品，而且在產生太多壞的國際公共產品。需要強調的是，國際社會并不是沒有能力來提供足夠多的好的國際公共產品，也不是沒有能力來減少壞的國際公共產品。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物質富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科技的進步則為人類提供了無窮的能力來解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國際秩序危機的出現是國際社會不合作的結果，是國際格局改變后國際實力與國際權力不對稱的結果。

應當承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建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起源于西方的全球化客觀上促成了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然而這也客觀上導致了西方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隨著國際格局發生變化，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對現有國際秩序產生了不滿。今天的局面充滿矛盾。一方面，依然在理論上占據國際秩序核心地位的西方（如七國集團）已經沒有能力來解決國際問題，另一方面，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但它們在國際秩序中的利益得不到與其能力相應的表達。

在全球南北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中國家追趕難度持續增加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實現現代化的可能路徑與現實選擇。“一帶一路”倡議所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在物質層面推動了相關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而且與中國的外交基本方針一脈相承。

鄭永年：“一帶一路”倡議集中反映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與世界秩序觀，為構建更具合理性與合法性的新型世界體系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案。

“一帶一路”的開放與包容精神。“一帶一路”倡議首先是共同發展的戰略，倡導和平友好、開放包容的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設計，不針對第三方，不經營勢力范圍，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國家都可參與，是一項完全開放的合作倡議。而且“一帶一路”并不苛求囊括所有成員的、統一的制度性合作模式，因此不僅有涉及制度化的自由貿易協定，而且還有形式多樣的非制度性合作方式，如次區域合作、經濟走廊、國際大通道、產業園區及國際產能合作等。

“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一帶一路”倡議既遵循了國際合作的一些基本規律，同時為了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展現出很多新的合作理念。作為一種國際公共產品，它的運作方式類似于維基百科，其規則是由參與國共同書寫的。中國更多是一個積極的倡導者，而非領導者。“一帶一路”的實施當然需要規則，也必然會產生規則，但這里的規則書寫方式與西方霸權思維所說的“規則”完全不同。“一帶一路”是通過發展來書寫規則，而不是通過書寫規則來實現發展。亞投行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它一方面吸收了國際通行的一些規則，另一方面是各國參與進去以后“共享規則”。

中國最主要的目標是引導推動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簡單地書寫規則，或者把西方書寫規則的權力競爭過來。“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提出的，但其中的規則是在中國和所有這些國家互動過程中形成的，而不是中國事先書寫好，再加于這些國家之上的。

鄭永年：值得期待的是加強規則建設，推動形成更公正、更合理的規則。要引入國際通行規則，與國際規則更加接軌；要充分考慮共建國家的利益訴求，積極利用國際機制對需完善的規則進行修正、補充；針對尚缺規則的新領域，積極主動把握機遇，利用“一帶一路”的聯通優勢，共同推進國際規則制定。在規則建設階段，可以展望以下幾點：

一是可以展望，“一帶一路”將在基礎設施建設基礎上更加傾向于民生經濟發展。投資重點會從基礎設施建設轉向實體經濟、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為規則建設提供經濟基礎與產業載體，更加惠及共建國家百姓。

二是可以展望，“一帶一路”會更加側重民間交往。合作共建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也是關鍵。“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間合作的深度與廣度面臨更高的要求，需要民間交往發揮更大作用。

三是我相信，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經濟帶將在“一帶一路”未來的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