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上山遺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陜西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銅鶴。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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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改革開放之初，考古學家蘇秉琦就提出考古學的“中國學派”。蘇秉琦區系類型理論代表著中國考古學“本土化”的第一個高峰。
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人薪火相傳、焚膏繼晷，就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國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課題，交出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答卷”，為構建中華文明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獨特貢獻。
考古學作為一門系統科學，其研究對象是人類文明的遺存，是一種包羅萬象的復雜系統，可謂“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一門學科的繁榮發展、根深葉茂，雖然需要起于累土、不擇細流，但要真正立起來，必須要“得其大者”。新時代新征程上的中國考古學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化運用“兩個結合”的科學方法論，科學回答好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展現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
長期以來，西方理論界、學術界形成了對于人類社會現代化的主導性話語優勢，導致了把現代化與西方化相提并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并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理論成果。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考古學家蘇秉琦就提出考古學的“中國學派”。40多年過去了，中國考古學雖然在重大考古發現和學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學科理論的系統構建思考上，仍然沒有超越以蘇秉琦區系類型理論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本土化”的第一個高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關鍵在于不斷增強考古學科的主體性，必須要善于運用黨的創新理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特別是要揚棄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發展進程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因素，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考古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
在探索人類文明交流互鑒規律中提供中國考古學理論方案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變局不限于一時一事、一國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考古學是探索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變化規律的一門科學，中國現代考古學對中華文明的探索，從來都離不開對世界文明和人類發展命運的觀照。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國考古學，決不能躲進象牙塔、置身世局外、關門搞研究，而要結合學科特點、發揮學科優勢，積極主動回應近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的“文明等級論”“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在闡釋中華文明、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探索總結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經驗和普遍規律，在文明研究、聯合考古、古跡修復和博物館交流等各領域，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國際交流合作，為保護人類文明貢獻中國力量。
要大力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復合型高水平考古領軍人才，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來衡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涵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中華民族“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稟賦，助力推動人類文明走向更加開放包容、互信互鑒、互利共贏的美好未來。
在堅持群眾史觀中推動考古成為人民的事業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對考古學科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需要什么樣的考古學？考古學怎樣服務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這需要考古工作者朝著什么方向努力？文物和歷史文化遺產資源，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文化資源，考古學要科學回答好人民之問，就要走與人民相融合的學術道路。
考古工作本來就根植于人民，所發掘的都是先民在歷史上創造的物質文化遺存；同樣也必須面向人民，直面群眾需求，讓考古學科的成果和價值走進日常生活，讓人民群眾更加深刻地體會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
要“讓文物活起來”，善于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策劃沉浸式、互動式的考古成果展示，使文物古跡成為人們了解中華文明的生動課堂和鮮活教材。“讓遺址會說話”，深入闡釋大遺址的文明深度和歷史厚度，有效貫通考古學的“學校小課堂”與“社會大課堂”，積極引導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更好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在把握時代脈搏中尋找新時代中國考古學之道
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人薪火相傳、焚膏繼晷，就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國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課題，交出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答卷”，為構建中華文明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獨特貢獻。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研究不斷推動中國考古學發展走向深入、走向世界。北京田園洞遺址4萬年前人骨DNA分析以及許家窯人、靈井人、馬壩人等中國古人類化石高分辨率CT技術研究，為揭示現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思路新線索。浙江上山遺址的萬年稻米和北京東胡林遺址的萬年粟黍粒是東亞地區農業起源的重要物證。浙江良渚古城的系列重大發現，不僅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突破了文明社會“三要素”的傳統判斷，構建了“文明”定義的中國標準。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向世人展示了中華文明獨有的“多元一體”格局和輝煌燦爛的文明成就。
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國考古學，要強化使命擔當，更加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考古力量。主動發揮學科優勢，堅持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凝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文物基因，萃取華夏文明的精神內核，賡續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扎實構建中國考古學自己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努力建設浸潤世道人心、展示華夏文明風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乃至影響人類思想發展的世界一流學科。
新時代的考古工作者應奮發有為，書寫出不負歷史、不負時代的考古答卷，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版式設計：趙偲汝
《 人民日報 》（ 2023年09月16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