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喜歡把開弦弓村稱為“江村”。這是太湖邊一個美麗的村落，現今屬于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
位于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的開弦弓村村貌。李博攝（新華社）
80多年前，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這里做過一番調查，寫成《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本書“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馬林諾夫斯基《江村經濟》序言）。從此，人們都把這個村叫作江村。
因為有了費孝通先生的著作，因為留存了社會學意義的樣本資料，這個村落便成為觀照社會變遷甚至歷史發展的一個窗口。總有許多人趕到村里，探尋社會發展的脈絡。我也來回去過三次，思緒始終縈繞在鄉村振興這個題目上。
農工相輔
“蘇南地區的歷史傳統可以概括為人多地少、農工相輔。”費孝通先生在《小城鎮 大問題》一文中說：“我們的祖先闖出了一條新路子，使人口稠密與經濟發達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那就是男耕女織，相輔相成。”
第一次到江村是2016年，距離費孝通先生的江村調查正好過去80年，但“農工相輔”的印記卻并未被完全抹平。那個時候，江村的年輕人大都進工廠做工，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已經不多。與費孝通先生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農工相輔”不同，我是在現代化工廠門口看到了這種“相輔”的影子。
走訪江村村口的田園紡織廠，門房里坐著一位70多歲的老人，還帶著一只狗。打問之后才明白：老人已經74歲。“我們不缺鈔票。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閑著，就到女婿的工廠來坐坐看大門。天熱了，還要去種種菜，搞點農業。”他說。
這番話讓我又想到“農工相輔”。其實，經濟意義上的“相輔”大概已經完全改變，然而，農村社會結構卻延伸到工廠里。農民之間的親情連接，以一種獨特形式，與工廠的現代化管理“相輔”。這也許無法簡單用經濟原理說清楚，但它卻在工廠邊的農村或者農村辦的工廠里發揮著重要作用。
又過3年，重訪江村，我認真查看了吳江區前一年的統計公報，農業占比只有2.2%。無論是吸納就業人數，還是在經濟結構中的占比，“農工相輔”都變成了“以農補工”，農業實實在在成了二三產業的“補充”。
在蘇浙農村甚至在北方，很多農民都脫離農業進入工廠或者城鎮服務行業。我們今天在鄉村振興中突出產業振興，就是想把更多農民從田間帶出來，讓他們實現新的就業。這是幾十年走過來的路，也是一段生動得令人感嘆的歷程。
吳江區曾經提出土地向大戶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今天的蘇南農村，工業化程度已經很高，但田地并沒有荒蕪。大戶種田，農業由“工余”又變成了“專業”。三次訪江村，我都會入戶問農民：種田人如何能安心農業而不張望著出去打工？增收是農村工作不變的主題，農民收入究竟有多少才好？
江村一位姓周的老人，靠養螃蟹過日子。他算完家里的收支賬告訴我：“一個家庭每年節余10萬元，十年多就可以蓋新房。這樣的生活才過得下去。”
攢十年錢蓋房，就不耽誤下一代結婚成家。十年，一個孩子正好從少年長到青年。這是一個農家兩代人“更新”的時間。農民收入不僅是一個經濟數據，更包含著農家接續更替的社會意義。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更能理解為什么抓農民增收依然不能放松。
江村人在土地上同樣投入很多。重訪江村，我曾看到一位種田專業戶在地頭擺弄無人機。專業大戶動輒經營數百畝農田，他們已經在另一個意義上成為“專業”農民。土地規模化經營，讓種田人獲得與打工者差不多的收入。當進工廠做工與在田間勞作收入相當時，當更多機械用于農田甚至無人機成為農民的幫手時，農業勞作并不比工廠做工更艱苦，進廠工作或下地種田才成為純粹分工意義上的不同。
當然，今天距離這個愿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在江村已經初現端倪。無疑，這是又一層值得期待的“農工相輔”。
鄉腳新解
鄉腳是吳江人的口頭語。80多年前，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發現，大大小小的乘船每天來往附近集鎮，捎回許多村里買不到的東西。每一艘船服務相對固定的農民。乘船的航線實際上連接起了集鎮和農村。當地人把這一片滋養著集鎮同時又受到集鎮反哺的農村稱之為鄉腳。
開弦弓村風景。李博攝（新華社）
他說，鄉腳并不是以鎮為中心的一個清晰的圓周，每一種商品都有各自的鄉腳，一個小城鎮的鄉腳由許多半徑不等的同心圓組成。沒有鄉腳，集鎮就會因為營養無源頭而枯竭；沒有集鎮，鄉腳也會因流通阻塞而僵死。
鄉腳，讓我們看到了城鄉之間生動的聯系。疏通和壯大這種聯系，也許能為鄉村振興增添新的力量。
今日江村，小清河流淌不息，但是，碼頭已成為人們游覽的景點，再無乘船出入。江村周邊都是路，汽車保有量戶均1輛還多。江村與城鎮的聯系，農村與外邊的商品交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緊密。村里一位老人一邊述說著去吳江、蘇州的見聞，一邊抱怨“好久沒有顧得上進城了”。“吳江不是‘城’？到蘇州算不得‘進城’？”老人回答：“去上海才是進城。”
城鄉融合深刻改變著農民對“城”的認識。鄉腳這樣圍繞商品流通而形成的同心圓，是否依舊一圈一圈連接著城鎮與鄉村呢？
我沿著江村附近行走，看到了農村宴會廳。走訪4個鄉鎮的8個村莊，有的村竟然有3個宴會廳。最多的村子，一年宴會廳出租收入達300多萬元。名字叫“廳”，其實就是一個大面積的飯堂，前后都有舞臺，可以方便地隔開，形成不同區域。宴會廳附設有廚房和廚具，舉辦宴會時，允許租用者自帶廚師、自帶食材、自行做飯。小宴會廳能放上百張桌子，大的則可以容納300多張桌子。
來“設宴”的大都是本村和附近農民。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別墅式住房代替了過去的庭院，農民辦喜事無法在院落里完成。盡管鎮上有各式各樣的飯店，但農民并不喜歡。宴會廳每桌可坐8人至10人，“伙食標準”280元左右，比飯店便宜，更重要的是滿足了農民熱鬧一下的情感需求。
宴會廳并不是村莊的“標配”，一個宴會廳通常服務周邊20多里，最遠可以輻射到50多里，老百姓說，開車20多分鐘能到達最好。輻射所及的農村仿佛也是宴會廳的鄉腳：這不是商品銷售服務的范圍，但可以看作是農村社會服務的“半徑”。
太湖邊經濟發達，生活富庶，城鄉之間融合很深。城鄉融合的基礎當然是交通設施和產業融合，繼而就該是社會服務。除了普惠的公共服務，還有一些社會服務項目也是有“半徑”的。找準這些項目，找到服務半徑，讓每個項目都有自己的鄉腳，在城鄉之間也形成一圈一圈大小不等的“同心圓”，這大概是鄉村建設的又一個新內容。
今天，城鄉之間的地理隔閡已經熨平，商品流通的鄉腳也許正在慢慢模糊，但社會服務的鄉腳依然需要建設。宴會廳的紅火某種程度上說明，鄉村公共服務還有薄弱處甚至空白點。
文化弄堂
在蘇浙一帶，村子里房屋與房屋之間不寬的巷子叫作“弄堂”。江南的弄堂，意蘊悠長。江村圍繞在小清河兩岸，有大大小小許多弄堂。初訪江村，我就被它所吸引。
讀者在江村文化禮堂閱讀書籍。楊磊攝（新華社）
江村在鄉村建設中給弄堂加了一個定語，叫“文化弄堂”。村里有一面墻，寫著“江村文化弄堂”幾個大字。從這里開始，就走進了江村的新弄堂。灰瓦白墻之間，一條條小路通往深處。磚砌小道曲曲折折，突然就會有幾行字、一句話映入眼簾。
“離土不離鄉”“從哪里得到營養，應該讓營養再回去發揮作用”“大城市和小城鎮的關系是大魚與小魚的關系，大魚要幫小魚、小魚要幫蝦米”……或寫在墻上，或刻在地上，在幽靜弄堂里與這些樸素的言語打個照面，心頭總是泛起別樣的感覺。
第一次到江村，我看到村辦企業紅火，人們生活富足；第二次到江村，那里正在翻新文化禮堂，農民在自家院子里栽花種草，建設“美麗庭院”；最近，第三次到江村，江村的文化已經走出弄堂，走向田野。
江村文化園是來客必去的一個新景點。稻園、桑園、太湖蟹園……江南的農耕文化元素正以嶄新方式在一片片田野上鋪展開來。這幾年，每年暑期都有許多青年學生從上海、北京甚至更遠的地方趕到江村來，游客已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江村的文化投入不僅僅是建公園。他們主動對接學術、文學、繪畫、書法等領域122位專家學者，進行江村社會學相關研究，光是期刊論文就收集了400多篇。今天的江村人又在推進“江村”家譜編寫、“江村”家計調查等文化挖掘工作，將“江村”歷史文獻內容與房屋建設、點位布局有機結合。他們的目標是打造一條江村百年發展的鄉村畫廊。
說起江村文化，就不能不說姚富坤。這位土生土長的江村農民，從接待費孝通先生開始自學社會學，費老26次訪江村，姚富坤“面對面”聽了24次社會調查課。他因此重新認識了生養自己的土地，還寫成江村70年變遷等著作。講起江村歷史和風土人情，他是名副其實的專家，人們稱他“農民教授”。
周小芳現在也是江村的“文化名人”。費孝通上世紀50年代重訪江村，住的是他們家；上世紀80年代，周小芳剛剛嫁到江村不久，就接待了來訪的費孝通先生。后來，費孝通多次到訪江村，都要到家里坐坐。這位外來的媳婦是一個有心人，費孝通當年用過的油燈、招待客人的玻璃杯，都被收藏起來。
我第一次訪江村，曾在周家借宿；第三次訪江村，周家已經開起了民宿，名字叫“足跡”。門口寫著這樣一句話：“江村在，人們就會沿著費老的足跡，走進江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江村人對文化的理解和參與，耐人尋味。“江村文化”固然需要許多熱愛鄉土、熱心社會學的人們支持，但更需要江村人的自覺參與。振興鄉村文化就得把鄉土社會的經驗積累提煉出來，再回饋給創造這些文化的人們。如果江村文化僅僅是因為費孝通先生的名望而“加”在這片土地上，那也背離了費先生的信念。他一生都主張文化要從土地上長出來。因為有“從實求知”“志在富民”的學術理想，才有那些沾滿鄉土氣的學術著作，他的學問才能感染姚富坤等江村本地人，激發起農民的文化自覺。
三訪江村，我看到文化從弄堂走向田野，在鄉村振興的春風吹拂下，展現出勃勃興起的美好圖景。愿這蓬勃生長的鄉村文化，枝葉仍然伸展在弄堂里，根還扎在江村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