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幌子難掩受賄本質

　　從江蘇省江陰市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韓民案說起

　　本報記者 方弈霏

　　特邀嘉賓

　　張曉煒 無錫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楊成東 無錫市紀委監委第五審查調查室干部

　　馬 飛 無錫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主任

　　范 凱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員額法官

　　編者按

　　這是一起黨員領導干部利用職務便利，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并以投資為幌子收受巨額賄賂的典型案例。本案問題線索是在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期間發現的，如何做好初核工作？如何圍繞所涉罪名固定證據？韓民以親友名義將資金借貸給相關公司并獲取回報，是正常民間借貸還是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權為陳某謀利后，韓民真實出資500萬元投入陳某參股公司并每年收取固定“分紅款”，是否構成受賄？其約定收取但未實際取得的100萬元“分紅款”如何認定？我們特邀有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韓民，男，1964年1月生，中共黨員。曾擔任無錫市公安局惠山分局局長，江陰市副市長、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江陰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等職務。

　　違反廉潔紀律，通過民間借貸獲取大額回報。2011至2021年間，韓民利用職務之便，將其向轄區企業主、公安民警家屬等人的無息借款及其違紀違法所得等累計1110萬元人民幣(幣種下同)，以親友名義借貸給其下屬民警親屬的公司，并從中獲取大額回報共計692.69萬元。

　　受賄罪。2012至2020年間，韓民利用其擔任江陰市公安局局長、江陰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或利用其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甲公司法定代表人陳某等人在案件調查處理、企業經營、崗位調整等方面提供幫助，并收受財物折合共計873萬余元(其中100萬元未遂)。

　　其中，2013年12月，陳某與韓民商定，由韓民以其妻弟名義向陳某參股的某小額貸款公司“投資”500萬元，陳某以每年向韓民支付不低于“投資款”20%“分紅款”的方式給予韓民“投資收益”。2015年4月、2016年4月、2017年5月，韓民先后3次收受陳某以2014至2016年度“分紅款”名義所送的100萬元，共計300萬元，2017年度“分紅款”100萬元因甲公司破產重組等客觀原因未支付。2018年6月，陳某將500萬元歸還給韓民。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1年7月20日，經無錫市委批準，無錫市紀委監委對韓民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并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黨紀政務處分】2022年1月17日，經無錫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無錫市委批準，決定給予韓民開除黨籍處分；由無錫市監委給予韓民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2年1月18日，無錫市監委將韓民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無錫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2年3月14日，無錫市人民檢察院以韓民涉嫌受賄罪向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2年6月7日，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韓民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60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收到韓民問題線索后，是如何做好初核工作的？韓民的問題主要發生在他任什么職務的時間內？圍繞韓民所涉罪名，從哪些方面來固定證據？

　　楊成東：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期間，無錫市紀委監委牽頭，從相關派駐紀檢監察組、區(縣)紀委監委、檢察、公安、審計等機關抽調人員，成立工作專班，采取“室組地”聯合辦案模式，在韓民留置前，相繼查處了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黨組成員周建、市司法局原局長劉亞軍、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原局長陳潮等多名政法系統領導干部，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我們在廣泛接受對政法干警違紀違法問題檢舉控告時，發現多條反映韓民收受賄賂的問題線索，遂對韓民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線索開展初核，進一步發現其妻弟多個銀行賬戶存在可疑大額資金交易。韓民是否利用其妻弟充當斂財“白手套”，違規收受相關人員賄賂？經過對問題線索進一步分析研判，并按程序報批后，市紀委監委決定對韓民立案審查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韓民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其任江陰市公安局局長期間。韓民熱衷“投資”，其常以投資形式收取分紅或以明顯低于市場價購房的方式收受賄賂，手段較為隱蔽。圍繞犯罪構成要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固定證據：一是主體身份證據。通過調取韓民的戶籍資料、干部任免審批表等文件，證實韓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及職權范圍。二是客觀行為方面證據。通過對行賄人、財務人員、謀利事項相關人員等逐一詢問取證，調取相關案件卷宗資料、銀行賬戶資料，進一步證明了韓民接受請托后，利用職務便利為行賄人謀利的相關事實。三是主觀方面證據。圍繞行受賄雙方的動機、目的，收受行為與謀利行為之間的關系，韓民對權錢交易關系的明知等方面進行取證，從而鎖定了韓民的受賄故意。四是款物性質方面的客觀證據。圍繞韓民收受錢款的性質，通過核查行賄人公司存款、貸款授信情況以及“投資款”實際去向，相關小貸公司實際經營盈虧、分紅情況等，結合雙方約定無投資風險的固定回報，證明韓民所獲“收益”不符合正常市場化投資獲利的基本特征，其錢款性質不具有正當性。

　　韓民以親友名義將資金借貸給相關公司并獲取回報，是正常民間借貸還是違反廉潔紀律行為？其與借貸收息型受賄有何不同？

　　楊成東：根據黨紀處分條例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通過民間借貸等金融活動獲取大額回報，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本案中，韓民違反該條款構成違反廉潔紀律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認定：

　　一是韓民放貸資金的來源存在不正當性。其中很大部分是其向轄區企業主及下屬民警家屬無息借款及其違紀違法所得，再通過放貸獲取高額利息。

　　二是對“大額回報”的認定。本案中，韓民下屬親屬的公司向其支付1%-1.5%不等月息，未超過銀行同期四倍貸款利率。因此有觀點認為韓民的放貸行為屬于正當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不宜認定為違紀。我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五條“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除外。”該規定適用前提必須為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正當借貸行為，且應與公職人員的職務便利無關。本案中，韓民與借款方并非普通、平等的民事主體關系，而是與其職權相關聯的下屬親屬，故對“大額回報”的認定不宜簡單參照民間借貸有關司法解釋的利率標準，應從借款方接受貸款的動機、目的、回報總額等方面綜合予以認定。且從黨紀處分條例第九十條第二款的規定來看，以“獲取大額回報”作為構成要件，重點在于獲得大額收益，并非要求借貸利率超出法律保護的利率上限。盡管年息均不高于20%，韓民實際上通過借貸方式獲取利息總額高達600余萬元，應認定為獲取“大額回報”。

　　三是關于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認定。黨紀處分條例第九十條第二款的規定，是為了防止黨員領導干部向管理服務對象放貸的行為侵害職務廉潔性，導致權力濫用。條款中規定的“影響公正執行公務”不限于已然發生的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情況，也包括“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情形”。本案中的借款方系韓民在公安局任職期間下屬的親屬，其決定向韓民借款的因素與韓民本人職務存在關聯。且黨員干部向管理服務對象放貸，因借貸雙方客觀存在的主體地位不平等性、借款方對于公職人員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謀利需求，應認定為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

　　張曉煒：本案中，對民間借貸類行為違反廉潔紀律定性處理時，還需準確區分其與借貸收息型受賄行為。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認定：一是借貸雙方是否存在具體請托謀利事項。要查明公職人員是否利用職務便利為借款方謀利，如有具體謀利行為，可能涉嫌受賄犯罪。二是借款方是否有真實的資金需求。民間借貸雙方意思表示真實，符合一般市場交易規則，而變相受賄則往往是行賄人基于請托謀利目的，主動或被動為公職人員創設借貸通道。三是所獲回報是否為資金對價。如公職人員所獲回報明顯高于其他資金出借人，偏離正常水平，則并非放貸的對價，可能是為他人謀利的回報。本案中，借款方雖基于韓民的職務向韓民借款并支付利息，但未有具體請托事項，未通過韓民的職務便利謀利，且同時期內借款方向多人借款，有真實借款需求。經查實，韓民亦沒有獲取高于同期其他資金出借人的超額回報，本質上仍屬于通過違規借貸方式獲取大額回報的行為，應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

　　利用職權為陳某謀利后，韓民真實出資500萬元投入陳某參股公司并每年收取固定“分紅款”，是否構成受賄？其約定收取但未實際取得的100萬元“分紅款”如何認定？

　　范凱：相關證據證實，2013年8月，陳某之子、乙公司(由陳某實際控制)董事會秘書高某某因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罪被某市公安局立案偵查。2013年9月，該局對陳某之子、高某某進行網上追逃，并凍結陳某之子銀行賬戶內資金4000萬元。2013年11月，高某某在丙市卡點被抓獲。陳某得知后，請托時任江陰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的韓民將高某某移交至江陰市公安局，后經協調，某市公安局對陳某之子以及高某某案件撤案并解凍相關銀行賬戶。2013年12月，陳某為感謝韓民的幫助，與其商定以其妻弟名義向陳某參股的某小貸公司“投資”500萬元，陳某每年向韓民支付不低于“投資款”20%的“分紅款”。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間，韓民安排妻弟先后轉賬500萬元至陳某個人銀行賬戶。2015年4月至2017年5月，韓民收受陳某“分紅款”共計300萬元，陳某承諾的2017年度“分紅款”100萬元因甲公司破產重組等客觀原因未支付。2018年6月，陳某將500萬元歸還給韓民，并承諾會繼續支付2017年度“分紅款”。我們認為，上述行為系以投資分紅為名的受賄，主要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韓民利用職務之便為陳某謀取了利益。2013年，韓民幫助陳某協調，使某市公安局對陳某之子以及高某某案件撤案并解凍相關銀行賬戶。陳某證言稱其“因此事對韓民十分感激”。

　　第二，韓民主觀上對“分紅款”的性質具有明確認知。正如韓民在供述中所言，“這是陳某找個借口以投資形式給我送錢，并使我拿得心安理得、不燙手，通過現象看本質，陳某是以投資為幌子，變相向我行賄。”我們認為，陳某與韓民商定以其妻弟名義向某小貸公司“投資”500萬元，并獲得固定“分紅款”，二人之間不具有真實投資的意向，而是以此掩蓋行受賄意圖，該“分紅款”實質上是韓民收受陳某的賄賂款。

　　第三，韓民的行為系虛假投資。經查，韓民出資的500萬元未投入某小貸公司，而是被陳某用于炒股及個人開銷，所得收益與該公司經營情況無關。且2014年至2018年，某小貸公司總經營業績虧損，未進行過分紅。陳某以“小貸公司投資收益”名義給予韓民的300萬元均來自甲公司。2018年，甲公司陷入危機，在無力繼續支付高額利息的情況下，陳某將500萬元本金提前歸還給韓民。韓民上述只享受收益，不承擔風險的“旱澇保收型投資”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行為。

　　第四，雙方的“投資協議”系掩飾行受賄的“外衣”。陳某以虛假投資協議為掩蓋，每年由甲公司先將錢款以“應付賬款”形式轉至關聯賬戶，再由關聯賬戶支付給韓民的妻弟，其妻弟收到錢款后再告知韓民，具有一定隱蔽性。綜上，韓民收受陳某的400萬元“分紅款”(其中100萬元未遂)，應認定為受賄犯罪。

　　馬飛：關于100萬元犯罪形態認定問題。受賄既未遂的標準，在于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實現對賄賂財物的控制。司法實踐中，存在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實際收取請托人的財物，而是放在請托人處先行保管、代持的情形。國家工作人員在可以收受財物的前提下，指使、授意由請托人保管、代持賄賂的財物，是對該財物的一種支配和處置，實質上體現了對財物的控制，屬于受賄既遂。而本案情況并非如此，請托人陳某原要支付給韓民的2017年度“分紅款”100萬元，系因其企業經營困難等客觀原因，最終未能支付。也就是說，韓民與陳某就該年度“分紅款”雖然有約定，但并未實際完成結算，韓民也不是在已收取該財物的情況下，與請托人達成合意，由請托人保管或代持該財物，而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其對該財物自始至終未能實現控制和支配，因此韓民對于該筆“分紅款”100萬元屬于受賄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