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7月3日發表題為《烏克蘭戰爭暴露了大國競爭的局限性》的文章，作者是美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文章指出，一個好的戰略應該是讓美國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既相互合作，又展開競爭。全文摘編如下：
烏克蘭戰爭結束后，我們將面臨怎樣的戰略選擇取決于戰爭何時結束、以何種方式結束。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預估一下美國利益和價值觀可能面臨的重大挑戰，以及這些利益和價值觀如何受到這場戰爭的影響。
我們至少需要考慮三個至關重要的利益：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關系，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跨國威脅，以及如何維護有利于我們價值觀的有規可依的國際秩序。對未來的評估往往受到不可預測事件的影響，盡管如此，有總的方向感會有助于決策者把握未知的未來。
自2017年以來，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一直聚焦于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競爭。普京的入侵行動重振了西方的士氣，北約不再像是“腦死亡”(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前的說法)。思考如何讓俄羅斯重新融入國際體系，對外交政策來說將是一個重要挑戰。
即使在戰前，我們的大國競爭戰略就面臨兩個問題。首先，它把完全不同類型的兩個國家歸為一類——衰落中的大國和崛起中的大國。正如世界在1914年和今年發現的那樣，一個衰落的大國往往更不怕承擔風險。俄羅斯的人口和經濟都在衰退，但仍然擁有大量資源，可以攪亂很多事情——從核武器和網絡武器領域到中東局勢和威脅鄰國。美國需要制訂一個戰略，不讓俄羅斯永遠投入中國懷抱。
只聚焦大國對抗的戰略可能產生第二個問題，即不夠關注生態全球化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的新型威脅。全球氣候變化可能帶來數萬億美元的損失，并可能引發與戰爭規模相當的破壞。新冠疫情已導致100萬美國人喪生——超過美國內戰以來歷次戰爭死亡人數總和。
一些政客將當前局勢稱為“新冷戰”，并敦促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但這種歷史比擬錯誤地描述了我們面臨的戰略挑戰。在真正的冷戰中，美國和蘇聯幾乎沒有雙邊商業或社會接觸，遏制是有意義的。然而如今，中國是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數量比美國的還多。
此外，即便打破經濟全球化是可行的或是人心所向，我們也無法使生態上的相互依存“脫鉤”，因為它遵循的是生物學和物理學定律，而不是政治。這些事實并沒有因為烏克蘭戰爭而改變。一個好的戰略應該是讓美國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既相互合作，又展開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