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自殺

　　作者：玄增星

　　在北京回龍觀醫院這張深紅色的會議桌前，面巾紙總是消耗得太快。

　　多年以來，每月的最后一個周六，總有一些人來到這里聚會。人們各自從包里倒出水果零食，跟桌上的塑料插花和紙巾盒擺在一起，開始聊天。

　　紙巾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經常有人說著說著，就控制不住地放聲大哭。這種聊天通常始于陌生人之間的自我介紹，最后止于親人般的相互安慰。

　　深紅色的會議桌見證了太多隱忍的或放肆的眼淚。每月的最后一個周六，是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自殺者親友互助小組”的活動日，小組由自己或親友有過自殺行為的成員組成。

　　小組負責人郎俊蓮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是全國唯一一家類似性質的小組，成員已經累計達到200多人。

　　作為人類社會隱秘的傷口，自殺已是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出版的《預防自殺：全球要務》報告，每年全球超過80萬人死于自殺，每40秒就有一個人自殺身亡。自殺已經成為15～29歲年齡段人群的第二死因。有跡象表明，一例成年人自殺死亡的同時，還有超過20個成年人自殺未遂。

　　2002年，加拿大人費立鵬在北京回龍觀醫院主持創辦了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此后又設立了面向公眾免費開放的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這個自一家地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機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心理危機預防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很快成為觀察中國自殺現象的一扇窗口。

　　同病相憐的力量

　　為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做了8年接線員，王景娜幾乎已經可以遇事波瀾不驚了。

　　她每天都要聽到各個角落里的形形色色的哭聲。抽泣、嗚咽、哀嚎，間或伴隨著深深淺淺的嘆息。通話對象可能正站在高樓上、攥著安眠藥或者水果刀，隨時準備放棄生命。

　　王景娜的職責就是陪他們聊天。不止北京，她要傾聽來自全國各地最隱秘、最低徊的秘密和傷痛，然后用自己的聲音把他們輕柔地包裹起來，拉出死亡的谷底。

　　她相信自殺干預是有用的。在她印象里，每一個來電者自殺前都曾有過猶豫。“絕望中的他們哪怕只看到一點點微弱的希望，就不會輕易放棄生的本能”。

　　每天接聽電話，王景娜感覺自己的記憶力越來越差。如果不看記錄，前一天的案例她就會遺忘大部分細節，只能零星記起一些片段。

　　在她雜亂的記憶里，一個生于離異家庭的女孩曾站在20層高樓的陽臺上給她打電話，但只允許她說三句話，而三句話最后變成了一個多小時的拉鋸。還有一個男孩，母親和女友都跳樓自殺了，他并不想死，卻總是有抑制不住爬到高處的沖動。一位70多歲的獨居老人，打來電話只是想“最后試一下”，他表示不會自己做飯，不想每天只吃凍餃子了。

　　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生后來怎么樣了？誰也無法確認。接線員們承認熱線有其局限性。曾有很長一段時間，王景娜極度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來電者的心境，但現在她更易于接受這種“不快樂”，允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發泄期。她允許自己在大多時候，能做的只是陪伴和傾聽。“我想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孤單一個人”。

　　65歲的張淑霞(化名)曾是這部熱線的傾訴者之一。她記得王景娜的聲音，雖然對方已經記不清她了。

　　現在，她可以平靜地講述丈夫的離世、自己患上抑郁癥以及多次自殺的人生經歷，平靜得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

　　但在最嚴重的幾年，她每晚都要抱著電話入睡，有時免費的座機打不通，就用手機打，每月電話費動輒幾百元。“有時也會覺得自己老是占著電話線也挺自私的，但那個時候什么都顧不得了。”時間長了，她光憑聲音就能辨認出對方是哪位接線員。

　　5年前，她認真地規劃過自己的死亡。她甚至有兩年無所顧忌地去旅行，走過9個國家，打算花光所有的積蓄，然后悄悄自殺。在馬來西亞，她坐那種已經生銹的小飛機，貼著海面飛行，并沒有買保險，暗暗希望自己就那樣死去才好。

　　“那時是真心實意不想活了。天天想著怎么死。”她曾絕食10天，也摸過電門——把墻上的插座拆下，伸手摸進去，人當時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手臂好一陣子失去知覺。

　　加入自殺者親友互助小組是這段灰暗歷史的拐點。小組的其他成員回憶起張淑霞剛剛加入小組時，“根本不怎么說話”，而現在，她幾乎成為每次活動的主力。

　　小組活動，通常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每個月，回龍觀醫院的那張桌子旁邊都要圍坐五六個小組成員、1個主持人、三四個專家和志愿者，每期設定不同的主題，大多是相互分享自己應對不良情緒的經驗和困惑，隨后會有具備資質的從業人員對成員進行心理評估和總結分析。

　　“大家都經歷過相似的傷痛，不需要過多解釋就能彼此理解。”在張淑霞看來，“同病相憐”的陪伴和撫慰是小組帶給她最大的治愈力量。

　　經過了五六年，張淑霞慢慢走出了悲傷的陰影，也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后來我再想到自殺的時候，就會想起親友小組和熱線，覺得自己要是死了，就太對不起他們了”。

　　管控自殺工具

　　肖敬曾經擁有這個世界上最繁忙的QQ賬號之一。10年前，他的賬號里有464個好友、633個陌生人，和不斷涌入的好友請求。他是中國第一個以加強生命教育和預防青少年自殺為主題的民間公益群體——“關愛生命萬里行”活動小組的創始人，曾持續多年每天都通過網絡、電話等方式，為一些有自殺傾向的網友義務提供心理咨詢和幫助。

　　但是在幾年前，肖敬的工作重心慢慢從自殺個案的干預轉移到了其他方面。理由之一是“自殺率的下降”。

　　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國在2012年的自殺人數約12萬人，自殺率為7.8／10萬。相較于2000年的19.4／10萬，中國的自殺率已經下降了60%。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各國自殺率可分為高、中、低、極低四類。從2000年到2012年，中國自殺率的類別已經從“高”轉為“低”。關于中國自殺現狀，這是所能獲知的最新數據。

　　“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下降。”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回龍觀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李獻云說。

　　李獻云認為，在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自殺率數據里，極少有像中國如此劇烈的下降，“這跟大環境的變化有很大關系，并非單一因素，而是多種因素導致的。”

　　她表示，這些因素包括經濟的飛速發展，生活、教育、醫療水平的提高，心理衛生服務的強化，政府的投入，農藥的管理，公安系統的介入，公共交通系統的改善，等等。

　　轉折發生在新世紀以來城市化加速的近10年間。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景軍將全國自殺率、農村自殺率和農村外出打工人口統計三張圖表重合在一起，發現隨著農村外出打工者人數上升，農村自殺率曲線穩步下降，同時全國自殺率下降。 “這里尤其應該關注女性勞動力的遷移。”景軍指出。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自殺率尚在世界范圍內處于高位。在《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一書正文之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用一張表格詳細列出了他在那個年代調研過的自殺者名單，并簡單概括了自殺的原因：和丈夫發生口角、與婆婆爭執、兒媳婦不給吃荷包蛋、因不挑水被父親指責……這些看似荒誕的瑣事卻是中國農村發生自殺最普遍、最真實的原因，以涂爾干、弗洛伊德學說為代表的西方自殺理論已經無法解釋這種基于家庭倫理的“中國式自殺”。而這種極端沖動下引發的自殺，其直接的工具就是農村隨處可見的農藥。

　　景軍認為，大批農村女性的遷移使她們遠離了既往男權家庭的從屬地位和人際沖突情境，同時也遠離了農藥這種最重要的自殺工具。

　　在前些年的農村實地考察中，李獻云曾驚愕地發現，不少人家的農藥瓶就放在床頭、廁所甚至廚房里，“就跟油鹽醬醋的瓶子放在一起”。

　　李獻云介紹，如果無法輕易拿到自殺工具，那么這種自殺沖動將會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要對自殺工具進行控制，首先要了解工具的使用情況。“然而比較麻煩的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全國性自殺方式的登記”，李獻云說，“只能靠調查。”

　　她認為，在保障公民隱私權的基礎上進行數據開放，可以幫助研究人員了解現狀，也能讓政府能夠更清楚應該把精力放在哪個方面，包括農藥的管控銷售和去毒無害、高樓的設施安全，甚至窗戶開啟的寬窄等。“數據的開放共享需要衛計委、醫院、疾控中心、公安等各個部門的共同合作”。

　　在一些西方國家，自殺者選擇最多的工具是槍支。有數據顯示，家庭擁有槍支的比例和用槍支自殺的比例密切相關。而加拿大、新西蘭、挪威和英國等一些國家通過對擁有槍支進行立法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槍支導致的自殺率。英國對煤氣、汽車尾氣的脫毒處理，中國香港將超市的炭包從開放的架子挪到一個控制區域的干預措施，也顯著降低了有毒氣體引發的自殺死亡。

　　每個人的責任

　　跟中國急劇下降的自殺率不太一致的是，對于很多地區的自殺干預者來說，工作卻越來越忙了。

　　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這條全天候開放的“生命熱線”，目前有將近30名接線員，每人都要黑白班交替，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然后隔一天又從下午4點到早上8點。

　　開通14年來，這條熱線共接聽來電約26萬人次，且來電量逐年增加。目前每天來電量2000多個，但能夠接聽的最多只有100個。白天同時開通八九條線，王景娜接電話的同時看到還有四五個電話正在“往里蹦”，但就是沒有人手去接聽。

　　“越來越忙”，也是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潘軼竹近幾年的感受。有研究顯示，中國的自殺因素中有63%為精神障礙。“11年前我剛來到安定醫院時，精神科每天的門診量是500(人)，現在已經翻了3倍”。

　　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有限的具備專業資質的從業人員形成了矛盾。有一次，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因為過于忙碌，沒能接起一個來電者連續撥打12次的電話。最終，這位來電者實施了自殺。

　　完全依靠專業機構給予幫助，或許本來就是不現實的，對于那些已經陷入自殺陰影的人來說，來自社區和身邊的力量可能更為直接和有效。社區能在危機情形下提供幫助，和自殺未遂者保持定期接觸，并為那些有親友自殺死亡的居喪者提供支持。

　　“在所有國家，尤其是那些資源有限的國家，無論怎樣強調社區及其支持項目在自殺預防中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世界衛生組織在報告中這樣指出。

　　現在，張淑霞已經從一個受助的對象變成了“守護者”。她擁有143個關于心理健康的QQ群，規模最大的有2000多人。曾經因為一個山東的網友在群里說已經服用了安眠藥，身在北京的張淑霞急得手足無措，在大雨中跑進了附近的派出所報案，而工作人員告訴她，網友的身份沒法得到確認，她哭著回了家。還有一次，一個在日本的網友寫下了遺言，原本打字很慢的她在半個小時內發了100多條消息。

　　后來這兩位網友都回復了她，表明自己沒有自殺，她至今記得那種“根本沒辦法形容”的高興。

　　除此之外，她還在一些精神和心理治療相關的機構擔任志愿者，每個周末晚8點準時聽網課，每天忙著策劃各種活動，還有做簡報和統計，經常忙到深夜兩三點。

　　“我現在根本沒工夫想怎么死了。”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與張淑霞類似，自殺者親友互助小組的其他成員中，有人開始研究自殺的相關理論，有人嘗試開展論壇和講座，還有人創辦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為更多還處在深淵中的人們伸去了雙手。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指出，就政策層面來說，守門員培訓項目是預防自殺的一項重要干預措施，旨在讓參加者擁有相關的知識、態度和技能去識別高危個體、確定風險等級并將高危個體轉介到專業機構接受治療。經過培訓后，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守門員”。

　　從國際上來看，加拿大蒙特利爾在對警察機構的職員進行多方面培訓，并開設了一條志愿者警察熱線電話后，該地警察的自殺率顯著下降了79%。德國紐倫堡的一項面對普通公眾、社區促進者、全科醫師和患者及家屬的多元培訓，同樣顯著降低了自殺和自殺未遂的發生率，并且已經被抗抑郁歐洲聯盟采用。

　　對于大部分來電者，王景娜并不知道他們最終的結局。每個月，她服務的這條熱線都會接到兩三個感謝電話，“要不是你們，那天晚上我可能真的會自殺”。接線員們還經常收到匿名的快遞，里面有茶葉、飲料、十字繡或者手工餅干。

　　每當此時，王景娜都會覺得幸運，自己一個微小的舉動就可能改變一個人對生死的決定。她說：“這分負責應該屬于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