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進步貢獻率”常用來定量衡量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是表征科技發展對經濟社會支撐引領作用的重要指標。比如我國就提出，2020年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但遺憾的是，這一指標正面臨被濫用的危險。

　　在近日舉行的以“科技進步貢獻率研究”為主題的香山科學會議第S16次學術討論會上，會議執行主席、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透露，科技進步貢獻率只是一個分析和測度指標，但不少地方正將其用作區域比較和地方業績考核。

　　不測總量測增量

　　“科技進步貢獻率”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國際上也稱之為“多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這一指標反映了廣義的技術進步，不單指“技術變革”。“無論從理論還是實際角度，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并不完全來源于技術進步，還包括組織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等。”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高昌林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從定義上看，科技進步貢獻率是在經濟增長中，除去資本和勞動因素外，由科技進步等其他因素帶來的經濟增長所占份額。高昌林強調：“這是在增量而非總量中考察技術進步所發揮的作用。”

　　因此，專家們一致認為，對這一指標進行橫向攀比沒有意義，它更適合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縱向比較。比如，我國東部地區科技、經濟和社會均相對發達，增量本身較小，由此計算的科技進步貢獻率數值便可能較小。

　　事實上，有測算結果顯示，西部地區的科技進步貢獻率比中部地區還高。例如，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經管學院李蘭蘭測算了1998年到2007年間全國各省市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結果顯示，西藏自治區該指標超過湖北、安徽、湖南等多個中部省份。這一測算結果發表在2011年4月的《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所以，科技進步貢獻率的高低并不能和技術先進與否、經濟增長質量好壞等同起來。

　　測算結果差別大

　　在經濟學范疇內，用定量的方式研究經濟增長從上世紀30年代起便開始興起。1927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與數學家柯布合作提出CD生產函數，揭示了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量化關系。1957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在此基礎上提出“索洛余值法”，成為學術界廣泛采用的測算原理。

　　1982年和1984年，世界銀行兩次考察中國并對我國1952年到1982年間工業中的技術進步貢獻進行了測算。“科技進步貢獻率”這一概念也由此進入我國技術經濟專家的視野，并開始了針對這一指標的實證研究。

　　不過，縱觀過去的研究，即使是相同階段的科技進步貢獻率，有時也會相差10個百分點左右。例如，原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狄昂照在1994年對我國1979年到1997年間的科技進步貢獻率進行測算，結果為47%，而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張軍的測算結果則為28.9%。

　　高昌林解釋：“不同模型和變量的選擇都會影響測算結果。”與會專家認為，目前很難有一套統一標準，讓各具特色的行業和地區都采用同一種算法。

　　例如，交通運輸部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徐萍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交通行業產出是旅客和貨物的位移，傳統的指標是旅客周轉量與貨物周轉量。“但測算方法改進后，我們用運輸服務的舒適和通暢、高效方面的相關統計指標的換算對運輸周轉量進行了修正。”

　　在變量意義不同的前提下，測算結果也無法進行橫向比較。

　　強調知識的力量

　　目前，學界有關科技進步貢獻率的算法眾說紛紜。在高昌林看來，作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代表的索洛模型存在一定缺陷。“隨著高新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大部分技術進步是出于市場激勵，內生的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