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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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是一布置于19世紀軍事理論頂峰的偉大之作。他的貢獻可簡單概括為一句話：對西方世界18、19世紀的戰爭現象進行了從宏觀到微觀盡可能全面而細致的考察，從而使軍事理論在其深度上達到了他所處時代的巔峰，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巔峰。因為，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歐洲新興的資本主義文明逐漸領先于世界諸文明，因而《戰爭論》作為資本主義文明體系孕育的產物，也是那個時代極少數的最先進的軍事思想成果。

　　事物的意義從時間角度來看，分現時和長遠兩部分，意義越是久遠，其價值就越大。《戰爭論》對19世紀的現時意義是無庸置疑的，隨著時光的流逝，社會演進至21世紀，《戰爭論》的長遠價值也開始凸現。除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一天才思想外，以下的論斷，今天看來仍不失為至理名言。

　　"戰爭并不是活的力量對死的物質的行動，它總是兩股活的力量之間的沖突，……"
　　"軍事藝術是同活的對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達不到絕對和肯定。"
　　"戰爭中一切情況都很不確實，這是一種特殊的困難，因為一切行動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線下進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像在云霧里和月光下一樣……"
　　"戰爭是充滿偶然性的領域。人類的任何活動都不象戰爭那樣給偶然性這個不速之客留有這樣廣闊的活動天地，……"
　　"當然，在這里永遠不要忘記，較大的目的也是和較大的危險聯系在一起的。"
　　"消滅敵人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目的。"
　　"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較高的智力結合在一起，因此最輝煌的戰績總是在他們那里出現，……，最偉大的統帥總是在文明發展得較高的時期出現的"
　　"一個民族，只有它的民族性格和戰爭鍛煉在不斷地相互促進，才能指望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占有鞏固的地位。"

　　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戰爭，這些閃爍著智慧之光的思想就決不會過時。當代西方許多國家軍事戰略的制定，主要來自于克勞塞維茨的思想。我在訪問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所屬國家安全與戰略研究所時，美國同行告訴我，美國的軍事理論主要是根據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其次參考約米尼的《戰爭藝術》（附帶一筆，若要研究美國軍事外交戰略，就一定要精讀《戰爭論》，否則就不能深入了解現在的美國戰略）。

　　對于當代戰爭指導而言，克勞塞維茨在宏觀戰略層次上的思想仍然具有極強的生命力。例如，他認為要打垮敵人必須在實力上保證三個條件：一、使我們能夠對敵人軍隊獲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二、使我們能夠經受得起必要的兵力消耗，可以把勝利發展到敵人不再能恢復均勢的程度；三、我們在政治上的處境必須能保證：這樣的一次勝利不致招來新的更強大的敵人，不致為了對付他們而丟開原來的敵人。這一原理今天對于國家戰略計劃的制定仍具有指導意義。再如，當實力處于絕對劣勢時，克勞塞維茨認為：即使自己沒有獲勝的可能性，也不應該認為采取行動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理智的。如果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而且兵力很少，那么，盡可能地把一切安排妥當，就始終是理智的。這一論述對今天小國或弱國同大國對抗時戰略的制定，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類似這樣精辟的觀點，《戰爭論》中可謂璣珠滿盤，比比皆是。

　　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引起軍事技術、部隊編成、后勤保障、戰略戰術、作戰樣式和戰爭動員等一系列劇烈變革，克勞塞維茨的某些理論要給予重新討論，這種討論比起不厭其煩地指出其如何偉大，可能對推動軍事學術發展更為重要。例如，最著名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觀點在熱核武器出現后，首先在理論上遇到了挑戰。熱核戰爭無論從現實結果還是從邏輯結果來看是雙方的徹底毀滅，當然也就包括雙方政治的毀滅。如此，戰爭也就從傳統的政治工具質變為毀滅政治的手段。這樣，不僅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的定義、戰爭與政治關系的一系列結論開始動搖，而且恐怕還要波及政治學領域，因為傳統政治學對政治所下的諸多定義中，從未考慮到核技術時代，政治可以通過一種特殊的手段--熱核戰爭將自身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