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holas Sparks 的Nights in Rodanthe 里寫了一個有名的外科醫生，在一次手術中，病人死在手術臺上。醫生告訴病人家屬說手術整個過程沒有任何錯誤，病人的死亡是個意外，他不應該負任何責任。病人家屬(丈夫)對這個醫生說：你是最后一個見到我妻子的人，最后一個和我妻子講話的人，你還記得她的眼睛是什么顏色的嗎？醫生答不上來。
我在醫院上班，看到的病人死亡實在是太多了。永遠記得在我眼前第一個死去的病人。那是一個肺氣腫晚期的病人，他簽了DNR(沒有心跳不要搶救)。一個早晨，他悄悄拿掉氧氣，自己決定去了，當我發現護士站的心電圖監視的心跳下降時已經太晚了。由于尊重病人的意愿，我不能做CPR(心肺呼吸)， 只能推強心劑的靜脈藥。推藥時我的手在發抖。眼看著病人心跳從50多降到30，25，然后就沒有了。悲痛欲絕的病人家屬來時，我不知道該怎么開口，是善解人意的護士長替我應付的。我幫死去的病人拔掉靜脈注射頭，導尿管時，觸到的是病人仍溫熱的肌膚。生和死的距離可以這么近，事實上是這么遙遠。我好難過，一晚上都做惡夢。第二天請了病假，實在不能回到醫院看到那張病床。我覺得我有責任：沒有注意到病人想死的的意圖。那個護士長開導我：那個病人是一個非常孤傲的人，生病多年使他非常痛苦，這樣走了其實是一種解脫。之后，每一次再看到病人逝去，觸動不再那么巨大，我可以很冷靜地打電話去通知家屬，講同樣的話：I am sorry for your loss。
由于職業的原因，醫生，護士對“死亡”和“疾病"，因為天天面對而不再有感覺。突然聽到病人家屬，做為失去妻子的丈夫，或者失去母親的兒子提醒我們：他們不要我們的解釋(我們盡力了，我們沒有責任)，他們要的是真正的理解，他們的珍愛永遠地失去了。那眼神，那擁抱成了回憶。
前不久，我有一個病人，50多歲，圣誕節時因腦血栓造成腦死亡，只能靠呼吸機生存。家人決定停掉呼吸機，病人打上嗎啡靜脈注射，等待自然死亡。病人的妻子和兒女輪流守候，他們的堅強和耐心讓人感動。最后的時刻，當我聽了病人的心跳，告訴病人的妻子：心臟停止跳動了。雖這是預料之中的，堅強的她還是失聲痛哭，不能接受。醫院規定最后的宣布死亡是由House Dr 鑒定，確定時間。我打了電話通知了醫生，他卻遲遲不來，病人家屬全都在病房內。過了很久，我不得不再次打電話去催那醫生，并告訴他病人家屬還在。House Dr姍姍來遲，問了我時間，簽了死亡報告。對于生命可以如此的不尊重，不知這位醫生是簽了多少死亡證明書后變成這樣無所謂的。以前我對此醫生印象蠻好的，他還算得上勤快，平易近人，對護士有求必應的。也許他覺得搶救有生還希望的病人不容遲緩。對逝去的，遲到了不是過錯。這些逝去的人對每一個醫生，護士(只要他們在這個職業里繼續做下去)， 不會是最后的死亡見證，但對病人的家屬，卻是他們的唯一，每一個逝者都留給一個家庭一份深刻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