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回家鄉走親戚。車子剛走完水泥路，遠處就傳來了家鄉特有的泥土芬芳，我知道，我的家鄉近了。

　　這是熊耳山腳下的小山村，遠遠看去，大山的皺褶里，零零散散分布著一百多戶人家。走完水泥路還要走3公里多的山路，殘雪消融，泥濘不堪。村里人說，全區99%的行政村都通了水泥路，而我們村就是剩下的那個1%。沿著兒時玩耍的路線，我走遍了整個村莊，到處顯得那樣的冷清、安靜、荒涼。我曾經念書的小學，由于沒有生源，校點撤銷了，屋檐下的鈴鐺上長滿了紅色的鐵銹，不知哪來的槐樹苗和椿樹苗，高高低低的長滿了整個操場。學校前面大片的耕地上，全都長上了荒草，當年因為這塊地的界畔糾紛打得頭破血流的兩家人，可能誰也沒有想到，多年以后，這里會變成沒人要的荒草灘。人們的房子還是記憶中的土坯房，十幾年了，竟然一點兒都沒有變。農村的房子對這些長年在外打工的人來說，重新翻修已經沒有了多大意義，混得好的，在城市買房，暫時不行的，因為不在家住，投資建房也沒有必要。村上很多家門是上鎖的，只是門框上喜慶的對聯和院子鮮紅的炮皮，還向人們昭示著新年的氣息。有的人家，門口的荒草長了一人多高，這都是一些長年在外務工的。聽說有一戶幾年沒回家，院子草竟然長得人都過不去，只好借了把鐮刀割出一條路來，臨走買了一瓶除草劑，囑咐鄰居在草長出來的時候，幫忙打上兩回。村子是那樣的安靜，穿過了大半個村，竟然只見到了五六個人，其中就有三個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這難道是記憶中400多口人的村莊嗎？

　　曾幾何時，這里的年是那樣的熱鬧。“五豆臘八二十三，過年剩下七八天。”從臘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是忙碌了一年的農人盡情狂歡的日子。臘月間，殺年豬、做豆腐、蒸花饃、打點心，在忙碌辦年中感受著無比的快樂；初二剛過，新女婿帶著媳婦拜丈人，大外甥領著孩子上舅家，農人間的人情往來絡繹不絕；村里愛耍的年輕人，今兒到東家喝酒，明兒到西家吃肉，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好不熱鬧；村里有時還要排個社火，把大伙組織起來，敲大鼓、打銅鑼、耍竹馬、踩高蹺、扭秧歌，成群的孩子跟在社火隊伍后面，看一場又一場，跑幾十里的山路也不覺得累。

　　而現在，村子的人越來越少，年味兒也越來越淡，只有那零星的鞭炮聲，還在提醒人們，這是在過年。在村子中間，我見到了七十多歲的老李伯，他曾經是村上的鐵匠，打的镢頭小有名氣，如今已經身體佝僂、兩眼昏花，沒法干也不需要干鐵匠活了，因為農村種地的人越來越少，镢頭已經沒有需求量了。老李伯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廣州一家酒店打工，本來打算回家過年，但一算一家三口來回路費得兩千多元，就沒回來；還有一個兒子沒有成家，在西安一個物業公司當保安，春節不放假也不能回來。說起兩個孩子沒回家過年的事兒，老兩口眼中噙滿了淚花。在村東頭，我見到了71歲的五伯，他說，現在農村，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年人。以前逢年過節還回家，這兩年，回家過年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光今年，沒有回來過年的就有30多戶。五伯又說，現在村里全是老弱病殘，說句難聽話，村里死了人，連抬棺材的青壯勞力都找不到。

　　有人說，所有中國人，上數三代，都是農民。不好說農村人口的突降是好事還是壞事，只是，那些在城市里的農民，不想回故鄉，或者說，回不了故鄉；而那些還被迫生活在農村里的農民，正和故鄉一起衰老，慢慢地被泥土湮沒。

　　城鎮化的浪潮，沖擊著農村，很多農村青年背井離鄉，來到繁華的都市，湮沒在了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的世界里。然而，在他們親手建起來的城市里，沒有他們的一片瓦。即便是這樣，他們誰也不愿意回到生養過他們的山村。雖然他們知道這不是他們的故鄉，他們的鼾聲始終無法融進城市的小夜曲，但他們已經依賴上了勞累之后的那一瓶廉價啤酒，因為，在故鄉，想喝一瓶啤酒，要跑很遠的路，才能在代銷店買到。況且，他們已經不會耕作了，傳承了幾千年的田地里的勞作技術，在他們粗糙的大手里，變得越來越難。或許，從心理上，他們根本就有些抵觸。事實上，他們的孩子，也就是新生代的農民工，天生就有這種抵觸情緒。他們寧愿頭發染成雜色，用山寨手機哄自己高興，也會用懷疑的眼神聽父輩說那個他們只是聽說過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