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島”時期的胡愈之顯現出了作為出版家的真正天賦。他拿到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這是第一個西方記者突破新聞封鎖，進入陜甘寧邊區實地采訪到的第一手材料。胡愈之決定將這本書介紹給國人。雖然書店出版社都搬到了重慶，不過印刷廠搬不走，還在上海。胡愈之立刻邀人一起進行翻譯，他的回憶中寫道：“用什么名義出版呢？就臨時想了‘復社’這個名字，其實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復社就設在我家里，張宗麟當經理，當時參加復社一起翻譯和工作的，就是王任叔、梅益等幾個人，還有我兩個弟弟。”“排印費可以暫欠，買紙張的錢怎么辦？當時參加星一聚餐會的人湊了一點，同時我們又采取暗中預約推銷的方法，定價1元一本，先收錢買紙，印出來就給書。就是這樣，只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書就出版了。第一次印1000本，很快就賣光了。”

　　有了出版《西行漫記》的經驗，胡愈之接下來完成的就是《魯迅全集》。當時魯迅先生的大量文稿，經過許廣平的收集和初步整理，全部留在上海。“許廣平十分著急，找大家商量，大家認為把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最好辦法就是出版《魯迅全集》。”胡愈之回憶，“我們決定采用預約推銷的辦法來籌款，不過五六百萬字的魯迅著作，相當于20本《西行漫記》，就得賣20元一本，時處戰爭，廣大讀者都沒有錢，能一下用20元買一部書的人能有多少？于是又想出一個辦法，決定把書搞成普及本和精裝紀念本兩種，把普及本的價格降下來，8元錢一部，這連工本費都不夠，另一種精裝紀念本，不僅裝訂考究，而且每一部都有一個專門書箱，外刻有‘魯迅全集，蔡元培題’的字樣，每部售價100元，實際成本二三十元，以盈補虧，整個出版發行就可以不賠錢了。”

　　胡愈之組織了上百位學者、文人和工友，一同參與到《魯迅全集》的編排印校，為了爭取擴大發行，改用了“魯迅紀念委員會”的名義，蔡元培也親自題字，因為蔡元培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國民黨也就不能對這部書怎么樣了。印好預約書券和廣告開始推銷的時候，胡愈之也很忐忑，心里沒有底。“當時的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廣州、武漢等地，所以我就先從香港開始推銷，推銷的辦法是開茶話會，把那些進步的資本家，各界開明人士，乃至國民黨要人請來參加，清茶一杯，主要向他們介紹《魯迅全集》的情況，請他們簽名購買預約書券。路過廣州時我也這樣做，到武漢后，情況更好些。有周恩來同志在那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也積極幫助我推銷。很快經我的手就推銷出去了100多部。當時如孫科、邵力子等人，都是一下就訂購10部。”通過這樣的途徑，胡愈之和同伴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籌集到了三四萬元的出版資金，各地書款匯到上海，馬上買紙開印，從2月到6月，僅4個月，就把一套600余萬字，多達20卷的全集送到讀者手中，這在我國的出版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而胡愈之作為新聞報人的才華，從1940年底開始，也有了新的舞臺。他被黨組織選定為新加坡《南洋商報》的編輯主任，前往南洋辦報，投身于對南洋僑胞的抗日宣傳教育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輾轉到達新加坡，從1941年元旦開始，正式接任《南洋商報》的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新加坡形勢危急，胡愈之和同伴們被迫流亡，這就是后來出版的《流亡在赤道線上》的大背景。到1945年抗戰勝利，胡愈之返回新加坡，在上海書局老板的幫助下，開了一家上海書局新加坡分店，“樓下門市部賣書，樓上作編輯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編輯出版《風下》周刊”。《風下》上署名沙平的主編，就是胡愈之。雖然新加坡歷經艱險，但胡愈之卻在這種動蕩和艱險里，一再證明了他作為報人的才華，不僅如此，他還在新加坡收獲了愛情，與沈茲九組成家庭，相濡以沫40年。(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王鴻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