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帝黨的雛形
光緒帝“親政”時，他原封未動地接受了慈禧經營20多年而形成的一個舊班底。而且在光緒帝“親政”之前，慈禧就對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又進行了一次大調整，排除異己、安插心腹，集結了她的親信勢力——后黨。后黨的骨干成員，可以說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繼承封建傳統觀念的人，是封建“圣道”的頑固維護者。在當時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時代里，仍死死地抱著“天朝至上”的陳腐觀念不放。盡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漸對外國的堅船利炮產生興趣，并試圖以此自救。但這些人對于社會的變革仍是極端的仇視。
漸漸成長起來的光緒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發的明顯。光緒帝受制于人的處境，一方面使其思想發育受到極大的限制，嚴重消磨了他的自為能力；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其辨別力的增強，這種不得志的境遇，又變成了光緒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戰爭期間，他對國勢、朝政的敏感反應，即是一種突出表現。
在其“親政”后的19世紀90年代初，鑒于慈禧撥弄下的朝局越發昏暗，他又進而產生了對朝政現狀的不滿情緒。其實，在國勢日衰的情況下，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了裂痕。
早在慈禧強立載湉為帝時，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已經存在著的矛盾便因此出現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雖然盡力使之彌合，但是卻不能消除它的根源，這一裂痕便只能隨著光緒帝的長大、君主地位的顯露和影響的日益擴大而日益凸顯。
于是在光緒帝“親政”之后，那些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張謇者”，深感憤懣和不平，便把光緒帝作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漸在思想傾向上“附之”，開始圍繞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里聚結起另一支政治勢力——帝黨。
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還有他的漢文師傅翁同和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禮部侍郎志銳等人。
在這些人中，翁同和居于較為突出的地位。作為帝師，翁同穌既對光緒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對帝黨的形成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權和軍權為后黨掌握的情況下，以“延攬新進”為救時要務，利用科舉考試拔擢人才。文廷式、張謇就是翁同和拔識的人才，他們成為帝黨的中堅。而一些不滿于后黨專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繼聚集在翁同和的周圍，以擁帝相標榜。
在清政府面臨重大的內政分歧和軍事外交斗爭中，帝黨人物關心社稷民生、國家和民族的危亡，與后黨對內保守、對外妥協形成對立。因此，他們已經在不斷的政爭中有了日益明顯的分野。
但是帝黨的成員大多是無實權的京官書生，而且其中還有一些人與后黨聯系頗多，在帝、后兩黨間進行政治投機。這些都決定了帝黨的虛弱。
盡管如此，年輕的光緒帝在帝黨骨干成員的支持下，開始走上前臺，尋求著救國的道路。
2.甲午戰事
19世紀末，中國和朝鮮成為列強爭奪殖民地的角逐重點。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爭奪的空隙中，“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也逐漸走上了向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并把目標定在了依山連水的大清帝國上。從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開始對我國的臺灣進行武裝侵犯。
光緒二十年(1894年)春，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政府所請，于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鮮，協助朝鮮政府鎮壓人民起義。日本借口“保護僑民”向朝鮮大量運兵，并蓄意向駐朝的中國守軍挑釁，從而把中日兩國推到戰爭的邊緣。
1894年7月，日本軍艦突襲朝鮮半島附近海面中國的運輸船只，同時進攻牙山清軍，中日戰爭一觸即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