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是手段還是目的，日本人始終拿捏不定。自明治維新以來，廢止日語論層出不窮。1873年在空前絕后的英語狂熱中，時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禮提出拿英語當國語。
日本人與英語
日本人與英語好像是一對冤家。
1600年，日本人破天荒聽到英語，是英國人亞當斯說的。他隨荷蘭船橫渡太平洋，漂到了日本，當時尚未任征夷大將軍的德川家康接見了他，言語不通，先用手比劃，再借助葡萄牙語。美國電視連續劇《將軍》的原型即取自這位亞當斯，由理查德·查伯蘭主演，而島田洋子扮演通譯，美女出場，故事就少不了愛情。亞當斯被家康扣留，封為武士，充當外交顧問，但后來幕府施行鎖國之策，只準許中國、荷蘭在長崎通商，亞當斯被冷落，郁郁而終。他有日本名，叫三浦按針，橫須賀市有按針冢，伊東市每年舉辦按針祭，大放煙花。
歲月不饒人，德川幕府也到了晚期的1808年，一艘英國軍艦掛著荷蘭旗闖入長崎港，強索補給，過慣了太平日子的長崎守備掂量了一下兵力，只能是一一照辦。幕府大為惱火，令長崎通譯習英語，是為日本人學習英語之始。(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又過了四十年，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兒麥克唐納認定母親的祖先是日本人，乘捕鯨船來到日本近海，漂流上岸，被關進長崎監獄，隔檻教通譯英語，就成了日本第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1853年佩理率美國艦隊叩關，麥克唐納的學生派上了用場。原本小漁村的橫濱開港，洋話橫行，小販和人力車夫的洋涇浜英語說得尤其溜。學會荷蘭語的福澤諭吉到橫濱觀光，發現“看什么都不是我認識的文字”，大為沮喪，但立馬轉向學英語。
幾年后幕府興辦洋學校，也教授英語。推翻了幕府，明治新政府便放棄“攘夷”的口號，轉而“向世界求知識”，往外派留學生，往里雇外國人教書。如癡如狂學英語，高等教育全部用英語或德語法語，培養出宮部金吾、內村鑒三、新渡戶稻造、岡倉天心等一代英才。
當時現代日語還沒有形成，他們用英語寫作，如內村鑒三的《代表性日本人》、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岡倉天心的《茶書》，猶如過去用漢文書寫，又好像中世歐洲人書寫拉丁文，自然而然。“說話作文比一般美國人還好”的植物學家宮部金吾日后說：我們受了一種變態教育，國語漢文只小時候學過，后來全是跟外國人用英語學數學、地理、歷史等。漢學素養少，如今感到非常不方便。
之所以不方便，是因為諸行無常，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全盤西方化的反動，國粹主義風潮高漲。有人創刊了雜志《日本人》，政府也主張用日語上課了。夏目漱石比宮部、新渡戶晚生六七年，曾留學英國，在東京帝國大學教過四年英文學。他在1911年寫道：學生的外語能力比以前衰退實在是正當的現象，沒什么不可思議，這也是日本教育發展的證據。我們上學的時代，地理、歷史、數學、動植物以及其他學科都是用外文的教科書學。比我們更早一點的人，很多連答案都要用英語寫。
從獨立的國家這一點來考慮，這樣的教育是一種屈辱，完全是英國的屬國印度那樣的感覺。隨著國家生存的基礎變堅固，那種教育自然該失勢，至當無疑。
這種屈辱觀發展到了1942年跟美國開戰時，“文明語”英語被視為“鬼畜話”。外來語統統都改用日語，例如ピアノ（piano）叫鋼琴，レコード（record）叫音盤，地名也得用漢字，ハリウッド（好萊塢）改作圣林（其實是誤譯）。
戰敗了，人們跪在皇宮前哭天搶地，但有個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恭聽了昭和天皇宣讀降詔，抹了抹眼淚，立馬籌畫出《日美會話手冊》。編輯用一夜工夫擬出日文原稿，找人譯成英文，也就三十二頁。1945年8月30日麥克阿瑟將軍叼著大煙斗走下軍用飛機，三個月后，這本粗制濫造的小冊子銷行三百六十萬冊。若不是紙價飛漲，還將印下去。日本人轉向之快，令小學二年級的養老孟司對世間的常識產生了懷疑。鋼琴重新叫ピアノ，很快就無人認得鋼琴二字為何物。
戰敗六十多年來日本人不屈不撓學英語（美國話），繁榮了出版，教人學英語的書時見暢銷，例如1950年代的《日文英譯修業》、《怎么讀英文》，1960年代的《美國口語教本》、《考試出的英語單詞》（1967年出版，四十多年來印了一千八百多萬冊），1970年代的《為什么搞英語》，1980年代的《日本人的英語》，1990年代的《能用英語說它嗎》。本世紀又出版百余種，如《‘超’英語法》。
英語是手段還是目的，日本人始終拿捏不定。自明治維新以來，廢止日語論層出不窮。1873年在空前絕后的英語狂熱中，時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禮提出拿英語當國語。戰敗后重現明治之初一邊倒的景象，志賀直哉主張用法語取代日語，有趣的是這位文學家卻不懂法語。2000年，首相的智囊們以全球化時代須具備與世界對話的能力為由，獻策把英語當作第二通用語。2011年發生了地震、海嘯、核泄漏，日本被世界注目，一位新聞報道官用英語發布信息露了臉，英語問題又擺到國民面前，仿佛一場災難過后人人都得答記者問。這就讓成毛真不以為然，2011年9月他出了一本書，題目很打人：“九成日本人用不著英語”；副題更具有挑釁性：“別給英語產業當冤大頭”！成毛當過微軟日本法人董事長，很有點現身說法的意思。日本1960年出國僅幾萬人，1980年超過一千萬。出版產業的規模還不到二兆日元，而英語產業為三兆。實際上只有一成日本人能用上英語，其他九成人學英語不過是浪費人生。問題不在于像殖民地一樣普及英語，而在于這一成人把英語搞得更好些。
常有中國人笑日本人學不好英語，甚至并不會英語的人也這么笑，反正日本的人與事都可笑。確實，學校學的英語不能用，是日本的老大難問題。據說，起初日本人學習英語的法子跟他們理解讀慣的漢文是一樣的，那就是逐字逐詞地譯述。1920年代，英國的語言學家帕爾默應邀來日，試圖對英語教育進行改革，但日本人被漢文訓練出來的頭腦怎么也不能把英語當英語學，非變成日語再理解不可，他逗留日本十四年，鎩羽而去。精通漢語的高島俊男甚至覺得，漢文黑乎乎的影子像惡魔一樣把爪子立在日本英語的背上。
當然也有人不把英語當回事，例如養老孟司，是解剖學家，年輕時用英語寫論文，發現喪失了日語表現所特有的微妙感覺，所以當上教授以后再也不寫英語論文。他用日語寫通俗讀物有銷路，《傻壁》一書印數高居日本出版史第四位。又一位益川敏英，2008年與人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從小討厭外語，考研德語交白卷，英語也一塌糊涂。純粹一日本原裝，去瑞典領獎才第一次出國。用英語說一句“對不起，我說不來英語”，然后毫不猶豫用日語演講。
但電視上常見日本首相站在歐美領導人當中，一副落落寡歡的樣子，莫非對日語到底沒自信。（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