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到死也沒能實現(xiàn)“反攻大陸”的目標。1975年4月5日清明節(jié)夜里，值班醫(yī)生忽然通報蔣介石的醫(yī)師熊丸，“總統(tǒng)”的心臟停止跳動。熊丸沖進蔣介石的臥室，替他打了一劑強心針，使他恢復心跳。美齡也進來，坐侍一旁，“總統(tǒng)”的心跳再次停止跳動。醫(yī)生又打了第二劑強心針，當他準備打第三劑的時候，美齡說：“停了吧！”這時距午夜還差幾分鐘，突然間全臺風雨大作，雷電交加。蔣經(jīng)國說：“風雨大作，草木同悲。”《蔣經(jīng)國傳》的作者陶涵說：“即使在哈佛大學受過教育的官員也認為，此現(xiàn)象恐怕不是巧合。”

　　1975年9月，蔣介石去世之后五個月，美齡帶了十多個助理、護士飛往美國。此后，除了特殊場合外，她一直住在紐約，深居簡出，對外界信息的獲取主要依靠閱讀報刊文章。據(jù)說她最大的愛好是畫畫，并曾攜畫作參展。她的二姐宋慶齡、繼子蔣經(jīng)國相繼在80年代離世。

　　2003年10月23日晚上11點17分，宋美齡安詳過世。孔令儀和她的夫婿以及另外一位年輕一輩的家人，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臺北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布：“深受臺灣人民愛戴，跨越三個世紀動蕩”的蔣夫人，已在晚上溘然長逝。

　　美國各大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發(fā)表長篇訃聞，以大陸政治協(xié)商會議主席的話來說，她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一位知名、有影響力的人物，致力于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反對分裂國家、盼望兩岸和平統(tǒng)一”。

　　帕庫拉：我已故的丈夫，導演艾倫·帕庫拉，當時正在寫一個有關羅斯福的劇本。有一天晚上我們一塊兒吃飯，他給我講到了1943年2月份，蔣夫人到訪白宮的事兒。當時白宮的客房里明明有電話也有鈴，但好像只要蔣夫人需要什么，往往是走到房門口、打開門，然后大聲地鼓掌示意，讓工作人員立刻給她拿來。這可能就是她在上海使喚仆人的樣子，但在崇尚民主的白宮里，顯然會讓人不舒服。我當時就覺得納悶，這么聰明的一個女人，又在美國受了教育，到美國來明明是為了獲取金錢和武器的援助，卻做出了不利于她此行目的的行為。我決定找出原因。

　　時代周報：整個寫作過程中，你是否有一些特殊的素材來源？

　　帕庫拉：在我整個寫作過程中，我覺得最讓我欣喜的是我能在美國找到太多太多有關蔣夫人的資料。在蔣夫人的時代，留下了數(shù)量龐大的、被我們稱作“中國通”—那些熱愛中國的美國外交官、記者和傳教士們撰寫的資料、回憶錄，這些東西散落在美國的各個大學。不過，我找到的最大收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除了其他資料外，那里還保存有蔣介石日記和數(shù)量龐大的有關宋子文的材料。

　　時代周報：作為一個美國人，寫作中國歷史人物的傳記主要有哪些障礙？

　　帕庫拉：一位秉持美國價值觀的作家來審視、寫作一位中國歷史人物，顯然存在巨大困難。首先，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這在考察19、20世紀的中國時是不容忽視的一點。由于美國只有幾百年的歷史，所以美國的研究者必須學會適應理解古老的傳統(tǒng)。對我來說，有兩點特別難。第一點是，一個中國傳統(tǒng)好公民的定義，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里，融入、順應他應該扮演的角色，但在美國，我們受的教育告訴我們，如果不喜歡這個制度或者我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我們就嘗試改變它。第二點是婦女的地位，傳統(tǒng)儒家的價值觀認為婦女就是二等公民，女子無才便是德。不過在這個領域，蔣夫人是個異類。

　　時代周報：為了傳記的寫作，你是否與宋氏家族或者蔣氏家族的后代有所來往？

　　帕庫拉：我剛開始研究蔣夫人的時候，對蔣、宋兩家一無所知。蔣夫人不僅自己拒絕見我，并阻止她的親友與我見面。不過在她去世后，我被告知或許可以和她的家人見見面。不過她的親友們永遠是小心翼翼地展現(xiàn)夫人最光彩熠熠的一面。后來，他們曾邀請我去家里吃過一頓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