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在中東路事件上爭執(zhí)

　　《奉俄協定》簽定以后，蘇聯即更換了中東鐵路的主要負責人，掌握了中東路的經營管理大權，但對協定內容并沒有加以認真執(zhí)行，除蘇方長期掌握中東鐵路各項大權，中蘇在以下幾個問題仍存在著巨大的爭執(zhí)：

　　①員工問題：用人方面，根據協定雙方對等分配，但實際中東路的2700多名職員中，（注意是職員，不是指職工，主要指管理人員），中國職員僅占400人，且大部分為翻譯或低級職員。協議規(guī)定人員配備是華人為正，則俄人為副，如俄人為正，則華人為副。但實際操縱實權的東鐵管理局局長一直是由俄人擔任，幾個大處的正處長也是俄人，如機務處、車務處、商務處、財務處。一些本應由華人擔任的職務，以華人不懂技術為借口

　　改為雇用無國籍的白俄人擔任（白俄原指流亡在中國的沙俄殘余勢力，他們沒有蘇聯國籍，也可泛指在華無蘇聯國籍的俄人，這里指的后者），如理事會的技術處，以白俄為正處長，這些白俄人當然聽命于蘇方。

　　②歸還中國權益問題。中東路鐵路不僅僅是一條鐵路那么簡單，還經營著大量航運、電信、農場、礦山、學校等，奉俄協定規(guī)定不屬于鐵路經營的電報、電話、農場、礦山、學校等按規(guī)定應一律歸還中國政府的許多設施，并沒有交還。張作霖先后強行收回松花江航行權、中東路蘇方所設電報電話、中東路教育權（1926年9月4日，東省特別區(qū)教育管理局局長李紹庚率警封閉中東鐵路管理局學務處，強行收回中東鐵路沿線教育權）、接管東省路管理局的全部大小船只及附屬財產改為東北海軍江運部、工務、地畝、醫(yī)務、電務、經濟調查權以及大量中東路的大量財產，蘇方對此雖然通過外交方式提出多次抗議，不過仍采取默認的方式。

　　③財務問題。中東路經營所得以盧布結算，并存入蘇聯遠東銀行，經爭取，改為存在遠東銀行和中國銀行各一半，原東省特別區(qū)的教育經費也由蘇方承擔一半。

　　④俄文報紙問題。奉俄條約簽定后，蘇方在東北創(chuàng)辦了相當多的親蘇俄文報紙，內容難免帶有宣揚社會主義成份，奉系對此監(jiān)察甚嚴，每年以“宣傳過激”遭到停刊的親蘇俄文達十余份之多。

　　⑤其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蘇方支持中國共產黨、通過東北向南方郵寄革命報刊（如1926年3月4日東省特別區(qū)行政長官公署指令哈爾濱戒嚴司令部，將蘇聯寄往廣東省俄文馬列主義書籍103捆、《前進報》225捆扣留）、哈爾濱市政權問題（哈爾濱市公議會長期由俄日英等國控制，俄人占優(yōu)勢，經多次要求將正式文字改用華文、增加華人議員、交涉無效，1926年4月30日，張作霖下令取消哈爾濱市公議會，組設市自治臨時委員會，被沙俄侵占28年的哈市政權得以收回曾遭到駐哈外國領事團一致質問）、蘇方成立的中東路職工會被奉系稱為非法問題、東北軍使用中東路運兵費用問題。

　　雖然雙方在這些問題存在眾多摩擦和沖突，但大體上仍相安無事，到1928年中東鐵路還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由中東路督辦被稱為全國第一肥缺可想而知。

　　東北政局的變化

　　奉系的勢力在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后達到了頂點，不僅一度占據了中央政權，勢力遍及全國，就連遠在東南的孫傳芳都宣布擁戴奉系，全國僅有的反奉勢力僅有此時僅占據廣東省大半的廣東革命政府，1926年孫傳芳、吳俊升、張宗昌、閻錫山等十六人更是聯名通電全國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對抗北伐。自護國戰(zhàn)爭之后，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使北洋軍閥距離統(tǒng)一全國的理想如此之近。奉軍的實力也達到空前的地步，僅東北國防軍就有十八個師之多（最多時編制達二十個師，后縮為十四個師），擁有全國首屈一指的海空軍實力。

　　但是從此奉系走了下坡路，其過程十分復雜，本文僅講述其中幾個最重要且與中東路事件有密切關系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