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之后，國民黨會變成什么呢？斯大林對這個問題，也計算好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學生演講中（我們已經摘引過的），他回答說：“我以為，在中國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和準備自己的"十月革命"之時，中共會改變現在這種與國民黨的同盟方式，改黨內同盟為黨外的同盟。”。

　　斯大林為代表的"偉大戰略家"們，預見了一切的事情--的確，他們預見了一切，除了階級斗爭--。甚至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后，斯大林還熱心地為中共預備了一個同盟者，不是別人，還是那個國民黨。為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仍然要與國民黨作黨外聯合，而決不允許與他決裂。與資產階級聯盟，據說是準備"中國十月革命"最好的先決條件。所有這些，都被稱為列寧主義。

　　無論怎樣，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對于蘇維埃問題的立場，倒是非常明確的，他把建立蘇維埃與即刻洝收資產階級財產連在一起。當時，斯大林肯定蘇維埃的社會主義革命性，并不是因為他擁護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相反，是為了讓資產階級免于這種劫難。不管怎么樣，斯大林說得很清楚：蘇維埃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機關。這就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立場，這就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立場。

　　但是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廣州舉行了武裝暴動，這個暴動是被認為有蘇維埃性質的。共產黨員得到了政權，宣布了許多措施，都是帶有純粹社會主義性質的（土地、銀行、房屋、工業企業一律國有化等等），可以說，我們面對的，是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然而不然。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對廣州暴動作了總結。結論是什么呢？

　　“目前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這個階段還沒有完成……企圖跳過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估計中國革命是所謂“不斷”革命，這種傾向，是錯誤的，它與一九○五年托洛次基所犯的錯誤一樣。”。

　　但是在這個決議的十個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說蘇維埃的口號（不是托洛次基主義，而是蘇維埃的口號！），是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階段而不能允許的。現在，國民黨和大大小小地"原國民黨"民主盟友，都欺騙了無產階級，需要批準蘇維埃口號之時，我們又聽說，只有托洛次基主義者，才把蘇維埃口號與無產階級專政聯在一起。莫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時，斯大林曾經是個“托洛次基主義者”？

　　當然，共產國際現有的綱領，在這個問題上，也做了根本性的轉變。"在殖民地國家最重要的任務"一節，綱領上說“必須在蘇維埃斯基礎上，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真是不可思議！昨天還認為蘇維埃不能與民主革命并立，今天卻宣布說蘇維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礎了。在這種翻筋斗的把戲中，我們實在找不出任何一點合理的解釋來：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不分青紅皂白地行政命令下進行的。

　　斯大林在那一方面是錯的呢？是當他說蘇維埃不能與民主革命并立的時候呢，還是當他說蘇維埃是民主革命基礎的時候呢？在這兩個時候他都是錯的。因為斯大林不懂得民主專政的意義，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也不懂得它們相互問的關系，以及蘇維埃在它們相互關系中所起的作用。

　　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他對這個問題，雖然只說了幾句話，可是這次表現得最為明顯。

　　十七、在聯共第十六次大會上的中國問題

　　斯大林在他十個小時的報告中，不管當時心里如何不愿意，總不能把中國革命問題完全置諸不理，于是他講了五句話。不是平常話，而是如拉丁人所說的“multum in parvo”（言簡而意賅）。他避免一切尖銳問題，不敢作一般的概括，更不作具體的預言，在這五句話里，斯大林把他過去的一切錯誤發揮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