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看到汪暉抄襲的證據”

　　劉禾是“沒有發現汪暉剽竊信”簽名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她收到本報記者的提問后表示：“謝謝你給我們一個機會能對90多位國際學者致清華大學校長的信這一事做一些澄清。但是，網絡把我的作用過分夸大，其實此信的發起者共有五人，其中美國教授白露 ( Tani E. Barlow) 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所以我認為，由Barlow 教授接受你的采訪更為合適。”本報記者隨即按照劉禾提供的電子郵箱向白露發信，7月19日，白露回復了本報記者的提問。

　　王斑表示：“汪暉的事，本來可以用學術討論和規則的改進來解決。但這件事的發起、后來的升級，針對的不是學術規則、不是專業問題。其中許多問題無法用媒體訪談的只言片語來說清。汪暉在多年前寫的《反抗絕望》的引語中有疏忽，但媒體的炒作、論者的詆毀，離這個學術操作的問題越來越遠。很多爭論根本是聾子對話。汪暉學術和思想的成就，我堅信不疑。我今后會一直拜他為師。”

　　嚴海容解釋自己參與“沒有發現汪暉剽竊信”簽名的原因：“我參與這次簽名是因為我認為一方面所謂汪暉抄襲的指責站不住腳，而另一方面一些媒體的對于該事件的報道不顧舒煒、魏行、鐘彪等學者嚴謹的文本論證，一味片面渲染指責，偏聽偏信，叫人看不到‘客觀’的職業道德，令人咋舌、震驚。”

　　嚴海容認為：“在我讀過和教學中使用過的汪暉著作中，我從來沒有看到汪暉抄襲的證據。至于信中所言的‘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每個簽名的人為自己說的話負責任。”

　　對“沒有發現汪暉剽竊信”中提到汪暉“在國際亞洲研究中的重要性”，嚴海容認為：“在我看來，汪暉寬廣的研究領域和視野在國內和國際亞洲研究的學者中相當少見。他關于現代性的討論、關于海內外學界分析中國從王朝到民族國家的轉折中處理‘內’和‘外’因素的分析、關于中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根源的分析等等都具有原創性和開辟性。他的理論分析成為國際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難以忽視的聲音。”

　　至于信中提到“汪暉影響了國內和國外的學者”，嚴海容認為：“這種影響對各人不一定一樣。在我看來，汪暉的影響不限于他的具體的觀點或論述，他提出的問題，以及他看問題的視角和思考問題的路徑，對學生和學者們思考中國現當代的問題有諸多的啟發。”

　　“維護學術界的尊嚴和正氣”

　　參與“呼吁成立調查委員會信”簽名的劉緒貽說：“如果汪教授沒有剽竊行為，調查結果可證明他的清白，保護好人；如果他有剽竊行為，就應該受到適當的批評和處分，以維護學術界的尊嚴和正氣。”

　　對于“沒有發現汪暉剽竊信”，劉緒貽認為：“我覺得這封信的格調遠遜于63人聯名的公開信。它好像是用賭咒發誓的辦法，而不是用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來讓人相信他們堅持的事實。兩封公開信各執一詞，這就更證明有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的必要了。”

　　吳中杰是魯迅研究專家，他認為：“關于汪暉涉嫌剽竊事，既然別人已經提出許多證據，事主所在單位理應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論證，如確系剽竊，應予處分，如不是，則應還他清白，一切離開事實的辯護、保證和斥責都是無益的。正是基于這種想法，所以我簽名這封公開信，要求授予汪暉學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他現在工作的清華大學組織調查委員會。”

　　吳中杰看了“沒有發現汪暉剽竊信”后認為：“這信中只有情緒，而無論證。信中對汪的學術地位和學術影響大加推崇，并說是有什么特殊的‘榮譽’之類，但這些也不能說明剽竊之有無─這種評定是非的方法，就有如魯迅所諷刺的他們那邊鄉下人所用的方法：趙太爺說的還會錯？他家田地就有三百畝！田地的多少與講話的對錯何干？學術影響和學術‘榮譽’與有無剽竊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