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稱，《反抗絕望》中用“整體反傳統(tǒng)”理論，對魯迅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維方式進行了論述， 完全是對林毓生的學舌。
本刊記者對汪暉博士論文第100-101頁中與林毓生文章有關部分對比，發(fā)現二者對“整體觀思維模式的形成及全盤反傳統(tǒng)主義”的思路十分相似。
針對汪暉博士論文是否抄襲，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判斷。王彬彬認為，只要存在文字上的雷同且不說明出處，就是抄襲。“假設你寫一篇300字-500字的文章，其中100字和別人的文章一樣，那很明顯，小學生都知道是抄襲的。”他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反抗絕望》的問題更多屬于引述方式的技術問題，而非惡意剽竊的道德問題。
汪暉好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公開指出，《反抗絕望》在引文注釋等方面可能“不夠規(guī)范”，但“不能簡單稱之為剽竊”，且“需要考慮到當年的學術規(guī)范遠不如現在嚴格”。
曾參與汪暉博士論文答辯的北京大學教授、《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嚴家炎則對本刊記者表示，總體而言汪暉的博士論文是有學術深度和扎實的，論文主體部分屬于汪暉的原創(chuàng)。
圍繞汪暉文章是否抄襲的爭議，暴露出中國學術規(guī)范的模糊和調查問責機制的缺失
界限模糊
汪暉的博士論文答辯完成于1988年。7月7日那份聯名信的簽名學者之一、河南大學《史學月刊》編審周祥森曾撰文指出，當時學術規(guī)范的討論已經開始萌芽，個別學科的少數學者敏銳地提出學術規(guī)范建設問題，并將焦點集中于建立和健全學術論著的“引文或注釋”制度。但由于其時學界尚沉浸在學科開創(chuàng)熱潮之中，少數學者關于學術規(guī)范的呼吁并未在學界引起廣泛回應。
雖如此，嚴家炎對本刊記者分析說，當時學界的要求其實是相當嚴格的，如果發(fā)現有抄襲現象，導師根本不會允許答辯;刊物上發(fā)表文章的內容一經發(fā)現有抄襲，不僅要求退回稿酬，抄襲者的學術生涯也會受到致命打擊。
嚴家炎同時表示，汪暉論文本身很長，且當時技術手段有限，如果論文中有并未注明出處的文字，有抄襲別人的某個段落，答辯委員們在七到十天左右的緊張閱讀中，是很難發(fā)現的。
實際上，被王彬彬列為汪暉抄襲對象的五部著作，在汪暉博士論文答辯之前均已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是思想界的重要參考讀物。
分析人士表示，汪暉“抄襲”事件之所以引發(fā)民間和學術界如此熱烈的爭議，除與汪暉的學術聲望有關，還有一層原因在于中國學術界對于何為抄襲，并無普遍接受的判定標準。
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國內學界對學術規(guī)范的具體標準始終未形成共識。2000年以來，教育部相繼出臺相關文件，但大多是原則性規(guī)定，不少學者認為可操作性不強。而各校自行制定的學術規(guī)范和學術道德標準，有很大差別。
西南大學張仲明博士曾舉例指出學術規(guī)范標準不統(tǒng)一的亂象。比如，在“抄多少才算抄襲”這個問題上，有的學校規(guī)定“一篇論文中四分之一內容與人雷同，即構成抄襲”，而有的規(guī)定“三分之一雷同為抄襲”。對于“雖均標明了出處，但基本沒有自己原創(chuàng)觀點，完全是拼接出來的論文”，有的學校認定為抄襲，有的則認為還不足以構成抄襲，只能算“存在嚴重質量問題”。通用標準的缺失，造成了“各說各話”的混亂局面，也導致在出現爭議時難以有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