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田鵬

10月1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研究部署深入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有關舉措。

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過程中，數據市場建設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極為有力的關鍵抓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培育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

那么，數據市場建設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之間如何碰撞出“火花”？未來又如何讓這“火花”燃燒得愈發旺盛，并最終形成不可阻擋的“燎原之勢”？帶著這些問題，《證券日報》記者近日獨家專訪了上海數據交易所副總經理韋志林，期望從他那里獲取關于這一關鍵議題的深刻見解和專業分析，為推動數據市場建設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協同發展探尋新的路徑和方向。

數據要素價值不斷釋放

2020年4月份，《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改革的方向，明確了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具體舉措。這是中央第一份關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而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也首次正式出現在官方文件中。

自此，整個市場圍繞數據開發和利用展開了更為積極且主動的探索。隨著探索的不斷深入，數據要素的價值被不斷挖掘與釋放，數據要素市場引領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涌現出諸多“機會點”。

韋志林對《證券日報》記者感慨道：“數據要素能夠與其他生產要素高度融合，實現乘數效應，進而倍增數據要素供給效力，成為賦能新質生產力的支撐力，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我國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點和關鍵窗口期。”

“第一，數據要素作為全新生產要素，相較其他生產要素，具有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獨有優勢。”韋志林解釋稱，數據要素兼具流動性、高復用性、無形性、非排他性和邊際效益遞增性等特點，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具有積極影響。

以數據要素高復用性為例，一個數據可以同時交付多個需求方，并基于不同場景開發成為多個具體的數據產品，發揮數據放大、疊加、倍增效應。這不僅提高了數據的利用效率，降低了數據獲取和處理的成本，還促進了不同行業之間的協同創新，推動整個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

第二，圍繞數據市場建設，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既包括政策立法，也包括產業扶持，特別是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意見》，在數據要素供給側對一體化建設起到極大推動作用，讓數據“供得出、流得動、用得好”更進一步。

第三，國家數據局及地方數據局的陸續揭牌成立，為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搭建起了至關重要的組織架構，有力調動了各方的積極性。這些數據局的成立，使得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有了明確的組織依托和責任主體。其在數據政策的宣傳與執行、數據安全的監管、數據交易平臺的建設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有效地凝聚了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各方力量。

第四，市場需求的持續釋放猶如一股強勁的東風，有力地帶動了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加速成型。無論是工業互聯網、產業互聯網以及消費互聯網等各類應用場景，還是當前市場上極為火熱的大模型，都對數據要素應用產生了極為龐大的需求。

第五，各地數據交易機構的發展和建設，對推動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起到了關鍵作用，具體體現在規范市場發展、培育市場機制、活躍市場等方面。

第六，數據要素產業集聚效應正加速顯現，為市場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國范圍內組建的各級數據集團數量已超過110家。隨著這些數據集團的不斷涌現和發展壯大，數據要素產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從數據的采集、存儲、處理，到數據分析、應用開發，再到數據交易和服務，各個環節緊密相連，協同發展。

數據交易機構被寄予厚望

任何一個商業模式、任何一個產業發展都一定是機會與挑戰并存的，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亦是如此。正如韋志林所言，“如今，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機會點’不斷涌現，但也要看到面臨的體制性障礙和機制性藩籬，一些卡點、難點和堵點尚需解決。”

具體來看，當前，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總體處于起步階段，尚需大量市場培育工作，涉及相關立法、產業政策、制度安排和實踐層面等。

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尚未“書同文、車同軌”。其中，“書同文”是指數據要素流通機制和制度方面缺乏統一的規范和標準，影響了一體化建設進程和數據要素市場健康、可持續、高效安全和合規發展。“車同軌”則是指在技術選型方面存在著多種技術路線并行但缺乏統一規劃的情況，導致技術之間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受到影響。在產業布局上，缺乏整體的統籌協調，使得資源配置不夠優化，產業發展出現不均衡。在效率轉化等方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協同機制，無法充分發揮基礎設施的效能。

我國的數據要素產業才剛剛嶄露頭角，數商群體仍需不斷壯大，這也就意味著大量的數據價值如同“沉睡的寶藏”，靜靜地封存在組織服務器之中，尚未被充分釋放出來。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為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推進帶來了挑戰。

此外，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也面臨著不均衡的問題，不僅體現在東西地域上的梯度差異，還體現在不同企業之間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程度上的差異等。

面對如此紛繁復雜且嚴峻的挑戰，數據交易機構被賦予了深厚的期望，成為“破題”的關鍵所在。韋志林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數據交易機構是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樞紐和平臺，承擔著制度制定、生態培育、激發市場活躍度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職能。

第一，數據交易機構需要深入市場的各個角落，積極傾聽各方訴求，了解數據企業在數據開放、共享過程中的困難和需求；同時，關注數據應用企業對不同類型數據的具體要求，包括數據的準確性、時效性、完整性等方面；通過與各方的緊密溝通，進一步破解數據持有方“不敢供、不愿供、不會供”的問題。

第二，數據交易機構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供需撮合角色，致力于解決市場匹配的難題、提升市場效率、降低數據搜索成本。以上海數據交易所為例，自成立以來截至今年9月30日，上海數據交易所累計掛牌的數據產品超過4200個，累計交易額突破36億元。其中，今年前9個月交易額已突破24億元，遠超去年全年水平。

第三，數據交易機構作為關鍵的市場主體以及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核心推動者，具備強大的帶動能力，能夠將整個數據要素涉及的各方面主體有效凝聚并激發活力，進而促使形成蓬勃發展的數據要素產業。數據顯示，截至9月30日，全國在運營的數據交易機構已接近30家，并在各自區域數據要素市場發展過程中起到積極作用。

在韋志林看來，數據交易機構肩負著推動數據要素流通高效安全的重要使命。通過市場化機制，力求實現降低社會用數成本及用數門檻、提高社會用數效率的目標。特別是國家級數據交易所，具備從根本上解決數據要素流通中制度性成本、程序、效率、安全和合規等諸多問題的能力。因此，以國家數據交易所為引領龍頭，構建多層次數據要素市場格局，達成各區域交易機構和行業交易中心的互聯互通與互用，這不僅是上海數交所的殷切期望，也是各地數據交易機構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