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上海。一切還是那么灰。那一年方衛星33歲，在一家工廠做技術員。用他的話說，自己真是趕上了一個好年代。出生那年，家里還能領到糧食；20歲那年，國家又恢復了高考。他是當時570萬考生中的一個，也是十年來，第一批走進大學課堂的30萬分之一。他是標準的知識分子，是別人羨慕的對象，因他拿著每月58元的高工資，而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只有36元。

　　1991年的上海。街上的外國人越來越多。方衛星對他們很好奇。雖說家在大都市，從小見到的外國人也不是很多。而且，他的表姐竟然嫁到了日本，更讓他覺得不可思議。他想，有機會自己也要到國外去看一看。

　　1992年的上海。方衛星對外國人失去了好奇心，他已經見得太多了。但是，越了解國外，就越讓他覺得自己身處的年代，也許并不是那么好。身邊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出國，讓他感到很緊張。羨慕他的人越來越少，大家轉而羨慕起那些出國的人。他開始動搖，自己就這樣下去，行嗎？

　　這一年底，他通過表姐的關系，也來到了日本。據表姐的描述，日本賺錢多、生活好，上海人都很向往去日本。但是，從沒見過的新世界，讓他這個一直很自豪的“城里人”出門時也有些手忙腳亂。日本打工的工資高得超乎他的想象，但他只認識有限的幾個日文字，身處這個科技發達的國家，他甚至覺得自己不像個知識分子。

　　有一天，他在街邊發現了一個游戲廳。他當時高興極了，因為這個東西上海也有，他甚至能把大型游戲機拆開修理。反正機器也不會日語，他就靠這手技能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這是一個很大的游戲廳，每天都有很多日本人來玩。他第一天上班就被嚇壞了，日本人真是“視金錢如糞土”，從錢包里拿出2萬日元，換一盆百元硬幣，不到2個小時就花光了。他說，他每天都能在地上撿到很多百元硬幣，日本人掉了錢，都懶得彎腰撿。他可不管那套，見到硬幣就撿起來，一天下來，光這些錢就比在國內一個月的工資還多。

　　1993年下半年，他發現這些情況慢慢改變了。來游戲廳玩的人越來越少，以往熱熱鬧鬧的夜，現在也變得冷冷清清。日本人花錢越來越小氣，地上的百元硬幣也漸漸失去了蹤影。他看著身邊的員工接連被解雇，心里又升起了知識分子的自豪。他說因為他會修機器，所以地位是很穩固的。

　　就這么撐到1996年，這家游戲廳最終倒閉了，大型游戲機也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他的日語還是沒有太大的長進，因為他從沒系統地學過。這兩年的高科技他又不懂，他徹底迷茫了。但他很快又想通了，為了養活自己、為了寄錢回家，他開始靠賣力氣賺錢。他洗過碗、送過報紙、凡是能賺錢的他都干過。幾年下來，他的收入也還可以。

　　2000年以后，他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華人圈子里兜售電話卡、倒賣些電器等等。一句話，什么能賺錢就干什么。他早就不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了，他的生活質量也越來越低。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都會特意路過一家小小的游戲廳。直到現在，他仍稱這種地方為游戲廳，而不是什么電玩城之類的新名詞。他說，現在的他是社會地位也沒了、經濟優勢也沒了。他很懷念當初在游戲廳里“撿錢”的日子，那是他人生的最高峰。

　　如果時間倒退回1992年的上海，他依然會選擇來到日本。許是為了找回當年被羨慕的感覺吧，誰又說得清楚呢。人這一輩子，需要理由嗎？（新華網日本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