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郭增尚 文字整理/郭明霞
7月31日，翟萬寶司令員的兒女等一行4人驅車千里，從甘肅蘭州來到商州，看望父親的老戰友郭增尚(右三)。
剿匪時期的郭增尚
我叫郭增尚，今年83歲，家住商州區腰市鎮，是一名退伍老兵。
1957年底，我與1000多名商洛青年(僅商縣就400多名)一起參軍，被分到青海柴達木軍分區內衛二團。從1958年夏天開始，我們在茫茫戈壁、雪域高原執行剿匪任務兩年多時間，經歷大小戰斗百余次。剿匪的主要區域在靠近可可西里無人區的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這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當地人有諺語道：“曲麻萊，曲麻萊，進去出不來。”這里的氣候是“一年四季，只有冬季”，五月底綠色才剛剛露頭，八月初就會雪花飄飄。
這里空氣稀薄，夜晚奇冷，來自內地的我們開始不適應，走得快一點都會氣喘吁吁。打仗時，饑一頓飽一頓，生熟不分;宿營時，一塊黃油布一張毛氈，席地而臥。叛匪阻斷交通，部隊人馬曾一度斷了糧草，只能獵取野馬野羊維持生活。行軍路上，凍成冰疙瘩的馬肉羊肉，即使滿嘴都是鋼牙，也無法下口。因此，剿匪回來的人，不是胃病，就是風濕。
那時候，曲麻萊地區的不少鄉鎮和寺院都被叛匪占領。我們的部隊從都蘭縣出發，翻越昆侖山時有一個駝隊，100多名民兵馱工每人照管四五峰駱駝，負責后勤物資保障。我們的武器彈藥和生活用品，都是駱駝翻越昆侖山馱過去的。打仗時，駝隊跟不上，部隊便給一個班配一匹生活用馬，最多只能帶一周的生活物資，到了有水源的地方就能隨時開灶。由于道路崎嶇、地形復雜、軍情緊急、水源難找，一天能吃上一頓半生不熟的熱飯就相當幸福了。
當時，柴達木軍分區騎兵平叛支隊有6個連隊，除一個民兵連和一個民警連以外，其余4個連隊三分之二的戰士都是商洛籍。其他戰士來自陜西關中和甘肅，都是1956年的老兵。
記憶中打得最艱難的一次戰斗，是在通天河畔的巴久山。巴久山是位于曲麻萊縣通天河南岸的一座孤山，地勢十分險要，三面都是懸崖，一道峽谷寬約三丈，入口很窄，僅有一條約一米寬的石階路直通山巔，其中有一段路完全是在石崖上鑿出來的。山頂卻是一片開闊地，樹大林密，有300多名叛匪盤踞于此。
平叛部隊來到此地后，反復研究地形，發現無法進攻。第二天一大早，指揮部先派一個班前去偵察。剛到山邊，就被山上的叛匪發現，兩名戰士壯烈犧牲。指揮部接到報告后，又命偵察參謀孫景華(洛南縣人)帶一個排前去偵察。大家謹慎地隱藏到一塊較大的巖石旁，孫參謀剛趴在巖石上舉起望遠鏡，“叭”的一聲槍響，頭上的帽子應聲而飛。戰士們當即與叛匪展開槍戰，打了一陣，匪徒不還擊了，四下里靜悄悄的，也看不到一個人影。
此次的任務除了偵察，還要搶回兩名犧牲戰士的遺體，可敵暗我明，叛匪又居高臨下，其中有些還是境外派遣特務訓練過的殘匪和臺灣秘密派來組織叛亂的特務，既熟悉地形，又擅長格斗與騎射，形勢于我軍極為不利。部隊第一次派了兩個班進攻，由一個班作掩護，另一個班的戰士慢慢向前邊運動，還沒有接近戰友的遺體，就有一個戰士被飛來的子彈打傷了，只聽見槍響，卻找不見匪徒。對于偵察兵來說，這里山勢陡峭，夾道狹窄，難以隱蔽，人再多也無法施展。
孫參謀再次組織進攻時，只派了一個班，由4個人負責搶戰友遺體，其他人壓制匪徒已經暴露的火力點實施掩護。叛匪火力交叉，防不勝防，又有兩個戰士受傷了。孫參謀估計叛匪的火力點已經暴露得差不多了，就改變策略，組織第三次進攻。
這次由兩名戰士各牽一匹戰馬向犧牲戰友的遺體靠近，其他人全力掩護，對著匪徒的火力點不斷射擊。其中一個戰士牽著馬，在離戰友遺體三四米的地方，腿部中彈，趴在地上，一時動不了了。另一名戰士剛將戰友的遺體綁上馬背，，從甘肅蘭州來到突然叛匪射來兩槍，戰馬中彈，滾落懸崖，這名戰士也肩部受傷。兩名戰士只好匍匐撤回。
犧牲戰友的遺體連搶三次都沒成功，5名戰士還受了傷。孫參謀報告指揮部，請求派一個排前來增援，且必須再帶兩挺機槍。司令員翟萬寶聽了通信員的匯報，怒道：“一定要搬回兩名犧牲同志的遺體，堅決消滅這股頑匪!”
新調來的一個排的戰士兵分兩路，一部分繞道下懸崖，尋找戰友的遺體，其余的集中火力對付山上的叛匪。在幾乎是兩個排的火力外加兩挺機槍的掩護下，3名戰士才沖入叛匪的火力封鎖區，把一個戰友的遺體背了出來，另一個戰友的遺體也從懸崖下找回。兩位犧牲戰友的遺體總算搶回來了，可要想消滅山上的頑匪困難更大。
當時部隊有規定，叛匪不開槍，戰士不準開槍，始終以勸降教育為主。對頑固分子和有血債的叛匪，必須堅決打擊。只要叛匪能放下武器，部隊絕不想動槍動炮，力爭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下午4點多，大隊人馬運動到山下，翻譯用喇叭筒連續喊話：“趕快下山投降，否則部隊就采取火攻!”這股叛匪很頑固，仗著天險、武器好、火力暗點多，拒不出山投降。翻譯反復喊話40分鐘后，部隊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只好找來柴草堆放在石階通道上，佯裝火攻。因為山頂是一片密林，石階兩旁樹木稀少，當時正是東南風，部隊在南，山頂在北，滾滾濃煙刮向山巔，一時間煙霧彌漫，幾百名叛匪懼怕燒山，紛紛向山下亂沖亂打，我們的機槍步槍一齊開火，混亂中大部分叛匪被消滅，余下的繳械投降。
叛匪兇殘暴虐，滅絕人性，常常將我軍戰士的遺體肢解拋尸。我的老班長張貴生在支援友軍一支小分隊的時候，遭遇伏擊英勇犧牲，部隊找了好幾天，也沒能把英雄的遺體找全。戰友們每每提及班長的名字，都會黯然落淚。
商洛是革命老區，來自商洛的戰士在戰場上都敢打敢拼，絕不含糊。和我同鄉的李運志壯烈犧牲，張南方雙腳凍掉了10個腳趾頭，王忍學被叛匪戰馬踩斷了腸子，術后一直有病;來自山陽縣的一個18歲的小伙被叛匪的戰馬踩掉了秀挺的鼻子，一生殘廢。他們都是值得大家永遠紀念的英雄!
在生態環境十分惡劣的曲麻萊，無論戰斗如何殘酷如何兇險，我們絕不將犧牲的兄弟就地掩埋。翟司令員說：“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都不能留下犧牲的弟兄!”1958年冬季，我們在曲麻萊地區的剿匪戰斗中共犧牲8名同志。犧牲同志的遺體用白布纏裹，馱在馬背上，部隊行軍到哪里就帶到哪里，日夜都有衛兵看守，最后全部葬于玉樹州稱多縣烈士陵園。
我是翟萬寶司令員的警衛員。翟司令員是甘肅靜寧人，常說自己是半個商洛人，因為1935年5月，翟司令員是挑著貨郎擔，從西安步行五六天，走到丹鳳龍駒寨參加紅二十五軍的。他與解放初任商洛軍分區司令員的孫光當時同在一個連隊。青海剿匪的時候，孫光是青海軍區副司令員，擔任青海平叛剿匪總指揮，翟萬寶是青海海西地區剿匪司令。
我于1961年底帶病退伍，因胃潰瘍嚴重，組織安排回鄉后公費醫療。孫景華參謀是洛南景村人，1978年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后，曾任商縣副縣長。他常開玩笑地說：“我的命是從通天河畔撿回來的。”從青海轉業回來后，他第一個看望的老兵就是我，“八一”前后老戰友也偶爾聚會。
今年的“八一”我過得最開心。7月31日，翟萬寶司令員的兒女一行4人冒著酷暑，驅車千里，從蘭州到商洛看望我來了。他們是在網上看到商洛籍戰士1958年青海剿匪的故事后，電話聯系找來的。
60年后的重逢，親情融融，當年的一雙小兒女如今已年近古稀。他們說，“西安事變”后，翟司令員所在的原紅二十五軍又回商州駐扎了20多天，商州的苞谷糊湯和紅艷艷的甜柿子，給翟司令員留下了深深的記憶。為了父親與商洛的這份特殊的緣分，也為了父親與一群商洛籍戰士在高原荒漠生死與共的戰斗情誼，來商洛看望剿匪老兵，是他們多年的心愿。此番情義令我感動，令所有老兵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