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齊白石出身而言，對佛教人物這類題材應最為熟練，他經過在寺廟的神像繪畫磨煉和細作木工雕刻接觸的仙佛人物的歷練，成功實現了繪畫形式和匠、藝之間的轉換。1919年齊白石居京后即住在法源寺內，賣畫刻印；后搬至城南的龍泉寺；1920年又搬至宣武門內石鐙庵。連搬三處，都是住的廟產，可謂與佛有緣了。
這段時間，齊白石創作了一些佛教人物的作品，從北京畫院秘藏的齊白石作品來看，有1919年 “為梁辟園存草”的《佛像圖》、《為法源寺僧畫(圖稿)》和為“鰈翁”先生繪制的《佛像圖》等。《十六應真圖冊》題材或許也與齊白石的這一“佛緣”有關，但相比上述作品，其人物線條流暢且認真，畫面張力平穩且規矩，在精巧之中略顯點點拘謹，與晚期作品常見的瀟灑和奔放相異。而這一點，倒又恰恰契合了這本冊頁的創作時期和創作目的。
啟功先生在冊頁題跋中寫道：“萍翁先生早歲工寫照，壯年入京師，始放筆作花卉蟲魚。此冊相傳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徇知交之請所畫，面目各有情致，非世俗流傳應真之像，是可寶也。”據說啟功先生本來是要為每一人物配寫一首詩的，只是可惜沒有來得及寫就仙逝了。有啟功先生對題的齊白石《山水冊八開》在2003年中貿秋拍中以1661萬元成交，在2011年翰海春拍中又以7130萬元成交。兩代大師的詩畫合璧，成為藝術市場一道亮麗的風景。
誠如文章開頭部分介紹的那些冊頁作品，漸漸在市場里尋覓到了知音，它們的價值，因已入收藏者及市場研究者的視野而不斷得以挖掘；而《十六應真圖冊》在填補齊白石人物畫冊頁相對空白的同時，亦給了藏家們收藏研究的機會，以及價值升值的可能。這件為當年購藏者家屬精心保存的作品，在價值得以發掘的同時，也許能開啟人們對齊白石早年作品以及特殊風格作品研究的大門，拓寬齊白石研究原本僅囿于一段時期的視野。
若能如此，確是一件幸事，比關注作品價格本身更為重要！（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