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生活和戰斗的年代，出版界對插圖是不去重視的，即使進步的、革命的文學著作也是如此，這里邊當然有經濟原因。雖然，魯迅在提倡新興木刻運動時，木刻插圖也被提到“宣傳”的高度予以呼吁，然而除了少數的木刻青年學習刀法以外，木刻插圖(更不用說其他繪畫的插圖了)陣地，仍然顯得寂寞。直到40年代，特別是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圣地延安的報刊出版物上，才比較普遍地出現了木刻插圖。這一現象固然與出版條件的限制有關，更與魯迅倡導的木刻運動有了更大范圍的開展，木刻藝術日趨成熟有關。但是奇怪的是，建國之后，出版印刷條件改善了，木刻藝術有了更大的發展了，作為插圖藝術的先行者的木刻插圖卻未能有更長足的發展。而且就插圖藝術而言，似乎僅僅局限在報刊上，倘翻開這些年的文學書籍，插圖就不易見到，更不用說“五四”以來的文學名著了。是印刷技術完善了，木刻插圖就活該被淘汰呢，還是木刻插圖是可有可無的“末技”呢?看來都未必是。魯迅當年就講到過法國陀萊，說他是“插圖版畫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更何況，木刻插圖同木刻藝術一樣“剛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藝術，是好的大眾的藝術”，具有一種“力之美”的藝術魅力，是別種藝術形式所不能取代的。

　　在魯迅誕辰110周年的時候，我選輯了這部插圖選，其用意，一在紀念新興木刻及新興木刻插圖的導師魯迅先生；二在以此引起木刻家和讀者對木刻插圖和魯迅作品的興趣；三在對木刻插圖的提倡。個人的呼聲固然是微弱的，好在有這一大批多風采、多角度、多形式的優美的木刻插圖，讀者明察，也就不用我再多說了。(《魯迅作品木刻插圖選》高信著，廣西美術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