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建中，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在對奶粉、黃金等行業的壟斷企業開出巨額罰單后，日前，我國反壟斷又指向“車價全球最高”的進口汽車行業。為什么近期反壟斷頻繁發力？反壟斷后消費者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近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時建中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

　　《反壟斷法》不是一部紙面上的法律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最近“反壟斷”頻繁發力？

　　時建中：我國《反壟斷法》2007年頒布，2008年8月1日才施行，在世界范圍內算是比較晚的。我國沒有反壟斷的傳統，企業、政府和公眾都需要普及一些競爭法常識，甚至需要糾正一些對反壟斷的錯誤認識。比如，有人認為中國的企業要參與全球競爭，現在還沒有做大，反壟斷就是反自己。實際上，反壟斷反的是壟斷行為，而不是規模。到了近兩年，反壟斷執法的頻率和力度才逐漸增大。通過具體的執法行動，企業有所約束，公眾有所期待。全社會逐漸認識到，這不是一部紙面上的法律，它是真正發揮作用的。

　　中國青年報：《反壟斷法》在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發揮了什么作用？

　　時建中：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是《反壟斷法》的立法目標之一。如果能夠及時地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就可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對于所有的企業，競爭都是最大的壓力，有了壓力就會想辦法去創新，吸引消費者。繁榮來自競爭，消費者也隨之有了更多的選擇。因此，以保護競爭機制為使命的《反壟斷法》，如果能夠得到有效實施，消費者的利益就自然得以維護。

　　反壟斷處罰后相關消費者應該提起民事訴訟

　　中國青年報：在反壟斷處罰中，對茅臺、五糧液的罰金只占其銷售額的1%，對進口奶粉的最高罰金卻是其銷售額的6%。為什么對不同行業的處罰力度不同？

　　時建中：茅臺、五糧液都是上市公司，對于這兩家企業實施的縱向壟斷限價行為進行處罰，具有《反壟斷法》宣傳教育的意義。然而，相關進口奶企并沒有通過之前的案子吸取教訓，仍然以身試法，明知其有關行為違法，還故意采取逃避調查的行為。比如，有的涉案企業告知員工不要書面溝通，避免留下文字證據。很明顯，他們在主觀上的過錯更加嚴重，所以，處罰力度自然要更大一些。當然，處罰力度的不同，還因為違法行為對競爭的損害程度不同、違法企業對執法機構調查的配合程度不同、違法企業整改效果不同。如果不分情形，整齊劃一地適用同一比例，并不利于實現反壟斷的立法目的。

　　中國青年報：在處罰了一些黃金企業之后，為什么相關商品的價格依舊居高不下？

　　時建中：《反壟斷法》是一部維護市場競爭機制的法律，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可能會比較大。但是《反壟斷法》本身并不是一部控制市場價格的法律，它對價格的影響是在維護市場公平競爭過程中實現的。競爭性的價格是動態的，可能高，也可能低。多數情況下，被《反壟斷法》干預過的領域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價格回落，但是回落幅度最終取決于市場競爭的情況。所以，不能把《反壟斷法》執法就等同于產品不斷降價。當然，如果一些經營者在被處罰之后采取陽奉陰違的做法，那將面臨更為嚴格的處罰。

　　中國青年報：有人認為現在壟斷違法成本太低，比如老鳳祥2013年上半年凈利潤約為3.9億元，被罰的323.29萬元僅占上半年凈利潤的0.83%。您怎么看？

　　時建中：總體來看，我國的壟斷違法成本確實不高。違法成本主要反映為法律責任，完整的法律責任體系應包括3種類型：第一種是行政責任，比如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罰款等；第二種是刑事責任，非常遺憾的是，我國的《反壟斷法》沒有規定嚴重的壟斷行為會導致刑事責任；第三種是民事責任，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要承擔賠償等民事責任。

　　從目前《反壟斷法》的實施情況看，罰款似乎成為違法壟斷行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違法成本了。因此，需要從其他法律責任方面加大違法成本。嚴重的壟斷行為應當入罪，法律責任應當落實到個人，這需要在立法層面予以完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反壟斷法》第50條規定了反壟斷民事訴訟的制度，并且最高人民法院也有相應的司法解釋，但是，反壟斷民事訴訟的實際情況不盡如人意。我對這個問題也很困惑，《反壟斷法》實施5年了，全國相關的民事訴訟竟然只有200多起！

　　中國青年報：是因為民事訴訟舉證難度太大嗎？

　　時建中：作為受害者，如果提起民事訴訟，要完成一系列舉證責任，比如要證明被告實施了壟斷行為、自己因此受到了損失、自己受到了多大的損失等，舉證難度確實不小。然而，對于反壟斷執法機構已經查處的案件，原告舉證證明被告實施了壟斷行為的難度就大大降低了。可見，舉證難度是影響民事訴訟提起與否的重要因素。那么，這次進口嬰幼兒奶粉反壟斷案和上海黃金反壟斷案后，應當能夠引發一些民事訴訟，由消費者或消費者組織提起，通過追究民事賠償責任，加大違法企業的成本。

　　亟須建立統一獨立專業的反壟斷執法機構

　　中國青年報：有公眾提出，自己身邊有一些明擺著的壟斷，為什么不去處罰？

　　時建中：縱觀3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我認為，計劃經濟不需要《反壟斷法》，市場經濟離不開《反壟斷法》。而且，市場經濟對《反壟斷法》的需求程度，與它的成熟程度是成正比的。市場機制越完善、競爭越充分的領域，《反壟斷法》發揮作用的空間越大，比如黃金、奶粉行業的競爭都比較充分。而在市場機制不健全、被政府干涉越多的領域，《反壟斷法》發揮作用的空間越少、難度越大，比如我國的石油產品領域。加之，現在反壟斷執法的力量嚴重不足，所以反壟斷執法工作不可能全面開花，需要一步步開展，盡快進入常態化。

　　 中國青年報：對于未來的反壟斷工作，您有什么建議？

　　時建中：首先要加強隊伍建設。執法隊伍需要盡快達到與執法任務相適應的規模；其次要進一步凈化反壟斷執法的工作環境。全社會需要高度重視《反壟斷法》對保護市場競爭機制不可替代的作用，保障競爭政策在經濟政策體系中的基礎作用和優先地位；再次要進一步優化相關工作機制和程序，增強執法工作的透明度，激發廣大消費者參與反壟斷執法工作的積極性。

　　此外，還需要理順反壟斷執法體制和機制。在《反壟斷法》制定期間，我和一些專家就一直呼吁要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專業的反壟斷執法機構。非常遺憾，這些建議在立法階段沒有被采納。在全世界范圍，除了美國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有兩個反壟斷執法機構外，其余國家和地區都只有一個或者以一個為主的機構承擔反壟斷執法工作。雖然我國3家執法機構都很努力，執法工作也卓有成效。但這并不能克服分散執法體制的內在缺陷——不利于實現反壟斷立法目標、分散了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有限執法資源、不利于形成一致的執法理念、執法職能劃分不清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