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做過估算，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當前務農勞動力的比重還有34%，如果按照他們的勞動時間來計算，事實上只需要24%就夠了。即使是24%，也高于與我們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一般平均務農勞動力的比重是14%。由此可見，農村還有10到20個百分點的勞動力有待轉移。要實現這些勞動力的轉移同樣需要戶籍制度的改革。

　　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已經成為當前亟待推動的一項改革，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可以得到城市的戶口和基本公共服務，提高勞動參與率，也可以拉動更多的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

　　戶籍改革的路徑選擇

　　日報：戶籍制度改革這么多年的舉步維艱，改革好像陷入了一個僵局。在當前的這種情況下，您覺得戶籍改革應該采取何種路徑？

　　蔡昉：戶籍制度改革應該兩條腿并行，一方面，由于最主要的公共服務的差距是由戶籍身份衍生出來的，因此要盡可能地把更多的農民工納入城市戶籍，他們基本公共服務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個方面可能地路徑還是選擇性的，需要勞動合同簽訂時間、社會保險繳納年限等條件。這條路的速度可能不會那么快。

　　另一條腿也要同時邁進，在戶籍制度沒有徹底改變之前，盡可能讓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務。這也是十八大報告中直接要求的，1.6億農民工就是屬于常住人口，在他們沒有得到戶籍之前，也可以得到基本公共服務，這就縮小了戶籍的功能，剝離戶籍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關系。這樣，兩條腿向前走路速度就更快一些。

　　總體來說，戶籍制度改革仍然是漸進性的，不可能一夜之間所有的城市都放開，但速度應該比原來有實質性的提高，相關政府和部門應該制定出時間表和路線圖。

　　日報：戶籍制度改革，或是說農民工市民化，是一項有收益但也需付出成本的改革，您覺得相關利益方應該如何分攤改革的成本？

　　蔡昉：戶籍改革是一項收益遠遠大于成本的改革，戶籍改革并不僅僅是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而且也會減少社會的風險。現在的農民工中60%以上都是新生代農工，未來不太可能回到土地上。如果他們既不能回到土地，又不能在城市得到市民化待遇，那么可能會成為不安定的群體。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農民工參與基本公共服務更多地充當一個貢獻者的角色。現行五大社會保險基本上都是現收現付的性質。現收現付就意味著農民工是最合適的勞動力，他們的貢獻可以彌補城市社保基金的不足，而他們領取回報是在幾十年之后了。

　　至于成本，我覺得可以做一些頂層設計來合理分擔。從中央和地方的角度來說，比如可以重新劃分事權。增加中央事權的一個可能性是，利用這個機會把義務教育的責任由中央來承擔。

　　中央已經連續多年提出要保證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實際上地方遇到成本問題很難實現。如果由中央統一來做這件事情更好，可以解決多年以來地方義務教育不均衡的問題。

　　社會保障則仍可以由地方來做。因為農民工是社保的貢獻者，這對于地方來說是一種激勵，吸引的農民工越多，它解決社會保障能力越強，也能保障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