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初，“轉正”的安徽省潁上縣王家玉孤兒院，讓李利娟看到了希望，現在王家玉孤兒院已經成為潁上縣社會兒童福利院，2011年該孤兒院被納入國家福利體系，未滿18歲的孤兒都能享受到由國家、省級和地方三級財政配給的每人每月1000元補助。

　　這讓李利娟看到了希望，她一直盼望著能有一所高標準、設施完善的福利院，能給那些孤殘兒童創造最好的生活條件。

　　目前，經武安縣相關部門協調后，已經為李利娟提出的民辦福利院選好地址，規劃用地50畝，由政府籌劃。資金方面，將由政府、民間集資和李利娟個人三方解決。

　　武安縣相關部門已經為李利娟提出的民辦福利院選好地址，由政府籌劃。資金將由政府、民間集資和李利娟個人三方解決。

　　□案例

　　一個官辦福利院的改革之路

　　一群乳娘、一群孤殘兒童，讓山西大同散岔村成為孤殘兒童家庭寄養模式的發祥地。但隨著社會發展，“大同模式”的乳娘村卻在不斷縮減，從建國初期的38個銳減至今日僅剩散岔村還在孤獨地堅守。

　　面對新時期的歷史條件，領孤殘兒童撫養模式改革之先的大同福利院，正在進行一場從農村到城市、從寄養到寄宿的全面轉型。

　　“我一直想養兩個孩子，之前工作沒有條件，現在退休了，可以全職照顧孩子了。”大同市散岔村的張仲桃和老伴兒都是退休教師，從2002年起，就代養大同福利院的孤殘兒童，已代養了十多個孩子，大部分身有殘疾。

　　在散岔村，代福利院撫養孤兒是件很普通的事。從上世紀60年代，這個貧困村相繼撫養了1300多名孤殘兒童，其中95%身患殘疾。至今還有90多戶人家寄養著100余名孤殘兒童。

　　為福利院代養孤兒的乳娘，一部分是類似張仲桃一樣，有著較好的經濟條件，自愿為撫養孩子盡一份力，還有一部分貧困家庭靠每個孩子每個月的政府補助結余幫助改善生活。

　　“從最開始的一個月給十幾斤小米到幾元錢、十幾元錢……直到現在，每個孤兒每個月能有近1000元的生活費。”村支部王書記說。

　　不過，隨著社會發展、物價上漲及人們觀念的改變，福利院的補助正逐步失去誘惑，相比于寄養孩子在家所需要付出的精力，更多的人選擇外出打工。時至今日，38個寄養村僅剩一個散岔村在堅守。

　　與農村寄養同步展開的還有城市寄養。“無論在教育還是醫療方面，城市的硬件條件要比農村好很多。”大同福利院一丁姓副院長坦言。

　　由于城市寄養成本較高，除了補助略高外，福利院還會提供棉被、衣服等生活用品。

　　遺憾的是，多數城市居民在代養意愿上仍不強烈。

　　上海財經大學在一份2011年針對孤殘兒童家庭寄養的調研報告顯示這與物價上漲、人們價值觀及生活習慣的改變、精力不足等有關。報告稱，家庭寄養制度從傳統的農村模式向城市轉變是個漫長的過程，會經歷許多“過渡階段”。

　　2011年7月，大同福利院找到了這個“過渡階段”，一種新的養育模式——“寄宿家庭”在院里悄然展開。

　　在福利院里，十多個“模擬家庭”迅速建立起來，每戶家庭由一對寄宿夫妻負責養育5到6名孤殘兒童。妻子負責照顧家庭，丈夫白天可在外工作，晚上回“家”和孩子們一起生活。周一到周五，家長將孩子送到福利院康復中心，接受康復訓練和早期教育，中午、晚上將孩子接回，享受父母關愛。

　　所有的寄宿夫妻都是福利院從社會上招募來的，除了要求其身體健康，有愛心外，還規定不允許夫妻自家小孩與孤殘兒童一起住在“模擬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