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認為，取消公車是世界各國公務用車先進經驗的共同點。“我在日本考察時看到，某市僅20輛公車，由公車管理辦公室統(tǒng)一管理，公務員提前通過電話電腦預約，這樣不會造成浪費。”據悉，目前我國各地公車改革試點，大致可歸納為三種模式：一是貨幣化改革，發(fā)放車貼補助；二是集中化改革，即把各單位分散管理的車集中到一個部門統(tǒng)一管理；三是規(guī)范化改革，即通過單車核算、節(jié)假日封存、安裝GPS等方式加強監(jiān)控與管理。
“應該說，這三種模式積累了一些經驗，但都不是十全十美。”葉青認為，首先應取消副省級(含)以下干部配車。“名義上副省級以上干部有專車，副省級以下干部只有工作用車，但如果領導每天都用這部工作用車，它就是專車。界限劃分不清楚是目前公車制度的最大漏洞，導致全國各地不同級別的很多官員都擁有實質上的專車。”
這也是為什么伍皓公布公車牌號反而遭到質疑的原因。對于公眾來說，公車幾乎就等于專車，而伍皓之所以“躺著中槍”，也表明了公眾對于公車長久以來累積的不滿。對此，伍皓回應稱，這不是“專車”是“公車”，主動公布車牌是“微改革”。如果全國每個地方、每個部門、每個單位都能堅持“微改革”，就可能匯成改革的最強音。
“伍皓及其所在的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的‘微改革’，是值得肯定的。”業(yè)內人士認為，取消受質疑的領導專車，改為公務用車，并公示車輛牌照，設市民監(jiān)督小組，接受群眾監(jiān)督，這些舉措比起某些地方隔靴搔癢似的非強制性規(guī)定，不失為一種進步?，F(xiàn)在，公車私用現(xiàn)象愈演愈烈，民眾多有怨言，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伍皓主動公布自己的公務用車車牌，為公眾提供了一條明確的監(jiān)督渠道，實質上是對個人權利的一種自我限制，理應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治理車輪上的腐敗，我們呼吁出現(xiàn)更多的伍皓，當然，落實中央八項規(guī)定、改變工作作風、扎實有效地推進節(jié)約型社會是根本。（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