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鄔某訴浙江省某縣某街道辦事處拆遷管理行政強制案

　　【關鍵詞】

　　法檢合力化解  起訴期限  抗訴  拆遷補償

　　【基本案情】

　　鄔某系浙江省某縣某街道辦事處(以下簡稱街道辦)某村村民，1958年從他人處購買了本村55平方米的兩間木結構瓦房，并領取土地房屋所有證。因子女長大，1986年經向某縣人民政府提交建房用地審批申請，獲準在本村他處另建79平方米的三間平屋。2013年至2015年期間，某縣開展“三改一拆”專項行動，根據相關方案要求并經過統一排查，某村于2014年6月14日制作了《“一戶多宅”清理名單公示》，規定農戶自公示之日起七日內自行拆除或主動退出原宅后由村組織拆除，否則由街道辦組織聯合執法隊依法拆除；同年6月23日又發布補充公告，告知該村正式拆除時間定于同年6月24日開始。鄔某前述所購房屋被列入清理范圍，后被統一安排拆除(當時具體時間、實施主體不明)。鄔某依方案可得“一戶多宅”清理補助款14457.60元，其一直未領。2018年8月，該村向某縣國土資源局申請注銷鄔某等被拆農戶房屋的土地房屋所有權證，該局于2018年9月張貼公告，公告內容為包括鄔某在內的農戶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已被某村委會拆除。街道辦于2021年2月根據鄔某的信訪件作出《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自認系涉案房屋拆除主體。2021年3月15日，鄔某以街道辦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確認街道辦將其合法房屋強制拆除的行為違法。

　　法院一審認為，根據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公民應當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提起訴訟，但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因鄔某對某村于2014年6月制作的《“一戶多宅”清理名單公示》無異議，且該名單中載明未自行拆除的由街道辦組織聯合執法隊依法拆除，可知其應當知曉具體的拆除主體，起訴期限從2015年房屋被拆除時起算，鄔某于2021年起訴顯已超期，據此裁定駁回其起訴。鄔某上訴后，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某縣國土資源局于2018年8月作出的公告表明涉案建筑物已被某村委會拆除。故推定鄔某自公告時起應當知曉行為主體，其于2021年起訴超期，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后鄔某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未獲支持，又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經浙江省三級檢察機關聯動審查，浙江省人民檢察院于2024年5月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認為二審法院僅憑國土部門張貼的公告推定鄔某應當知曉拆除房屋的行為主體依據不足；且認定起訴超期錯誤，應以街道辦作出《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的時間作為起訴期限起算點，故請依法再審本案。

　　【合力化解】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作出提審裁定。再審期間，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圍繞本案爭議焦點進行庭前溝通。因鄔某后建房屋面積較小，且由其子一家居住，鄔某夫婦現無固定住所，借住在村居養老院，為不增加鄔某的訴累，可圍繞本案實質性訴求通過爭議化解的方式保護其合法權益。通過法檢積極聯動，多次走訪屬地政府和鄔某的暫住地，并共同約談街道辦主要負責人，厘清鄔某夫婦多年起訴的癥結在于其被拆房屋系合法建筑，兩位老人年事已高卻“老無所居”。經多次磋商，確定由街道辦安排兩人免費居住在村居養老院直至善終，使其晚年生活無憂。同年8月16日，雙方達成和解，鄔某自愿領取了提存長達十年的“一戶多宅”清理補助款。鄔某向法院申請撤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同年9月14日裁定準許其撤回起訴，并撤銷一、二審裁定。

　　【典型意義】

　　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六個月、一年的起訴期限計算始點，應當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政行為內容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行為實施主體之日起計算。此規則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發布的《關于正確確定行政強制拆除訴訟案件被告及起訴期限的批復》(法釋〔2024〕8號)予以明確。對行政強制行為主體不明的，應當審慎推定相對人知道或應當知道行為內容及適格主體的時間點，避免案件因“超過起訴期限”進入“程序空轉”；對于未進入實體審理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后，人民法院可以會同人民檢察院聚焦當事人實質性訴求共同推進爭議解決，避免案件反復進入訴訟程序。本案中，浙江省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從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的理念出發，堅持以人為本、體恤民生，通過聯合實地走訪、共同約談主管部門負責人等方式找準爭議癥結，督促政府部門在符合政策規定的前提下依法履職，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切實解決群眾煩心事。

　　案例二

　　魏某訴江蘇省某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基本養老保險資格認定案

　　【關鍵詞】

　　法檢合力化解  起訴期限  再審檢察建議  臨時工工齡  退休養老待遇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魏某申請退休，江蘇省某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某縣人社局)依據勞動部門批準的招工表認定其參加工作時間為1987年12月，對其1976年3月至1987年11月臨時工期間未予認定工齡。魏某領取退休證后發現工齡計算有誤，持續通過向人社局反映、撥打政務服務便民熱線等方式要求重新認定工齡。此間，人社局答復“若魏某能提供勞動或人事部門用工批復材料可更改參加工作時間”。魏某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間自縣檔案局調取到形成于1992年、經縣農業局確認并經縣工資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核定的《調整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齡津貼標準審批名冊》等系列證據，但人社局以系非用工批復材料為由不予采納，并于2022年8月明確不再受理。魏某于2022年9月提起訴訟要求變更參加工作時間。

　　法院一審認為，公民應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六個月內提起訴訟，最長不得超過一年。魏某自認2018年7月左右收到退休證，此時已經明知人社局認定的參加工作時間及工齡時間等內容，其于2022年9月提起訴訟已超過法定起訴期限，遂裁定駁回其起訴。魏某提起上訴、申請再審均未獲支持，遂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經徐州市兩級檢察機關聯動審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于2024年10月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認為魏某起訴系對縣人社局不采納新證據不變更工齡行為不服，起訴期限應從縣人社局不履行變更職責之日起算。同時認為魏某訴求具有正當性，其提供的系列證據由國家機關制作并保存，可證實其參加工作時間為1976年3月。故請依法再審本案。

　　【合力化解】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再審審查本案。再審審查期間，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徐州市人民檢察院圍繞爭議焦點庭前溝通，一致認為魏某提起的系變更職責之訴，起訴期限應從人社局不采信新證據不履行變更職責之日起算；且其要求變更工齡具有事實依據，系列證據均證實其1976年3月參加工作，保障訴權關乎其實體權益實現。為避免程序空轉、不再增加魏某訴累，檢法兩院聯合人社局召開座談會，指出行政機關制作的檔案材料具有信賴利益，人社局應全面調取魏某檔案材料，對其臨時工工齡作出正確認定。后縣人社局調取到保存于該局、形成于1994年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改革套改名冊》及附件《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改革增資審批表》等原始檔案，該份證據系在國家定期開展的工資制度改革過程中制作，權威性高，可證實魏某參加工作時間為1976年3月且工齡自此起算；同時調取了魏某老戶籍底冊等證據，證實魏某系自然增長人員，符合臨時工招錄條件。2024年11月12日，人社局變更魏某參加工作時間為1976年3月，將1976年3月至1987年11月間工作期間計入工齡，并視同繳費年限，自2018年5月開始執行。2024年12月17日，增資后補差的8.6余萬元退休金發放到位，魏某退休養老待遇由2504.4元/月增長為4015.1元/月。鑒于本案爭議已實質性化解，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終結審查，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規范辦理行政再審檢察建議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二條之規定，書面告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

　　【典型意義】

　　正確認定被訴行政行為的性質，是準確認定起訴期限起始時間的前提。判斷原告提起訴訟是否超過起訴期限，應審查其實質訴求，正確判斷被訴行政行為，并考量原告是否基于對行政機關自行糾錯的信賴而延誤起訴。原告認為行政行為有誤并向行政機關反映，且根據行政機關要求提供新證據申請變更原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應基于信賴保護利益，對原告起訴時既要求撤銷原行政行為又要求履行變更職責的，起訴期限應從行政機關不采納新證據、不履行變更職責之日起算，而非從原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原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算。同時，本案臨時工工齡認定具有歷史及政策特殊性，當出現新證據足以推翻原行政行為時，行政機關對自己作出的行政行為應當重啟程序予以變更。據此，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徐州市人民檢察院以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為目標，敦促人社局既要嚴格把握臨時工工齡認定的政策規定，亦要尊重客觀事實，秉持有利于勞動者的理念，全面調取魏某歷史檔案材料，促使其發現新證據并重開行政程序，使得魏某臨時工工齡得以認定，退休待遇得到保障，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切實維護了退休職工養老權益。

　　案例三

　　張某夫婦訴重慶市某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重慶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撤銷行政決定及行政復議決定案

　　【關鍵詞】

　　法檢合力化解  起訴期限  抗訴  征收補償  文書送達

　　【基本案情】

　　2003年，在當地政府招商引資政策鼓勵下，張某夫婦創辦了某大型養殖公司，該公司曾先后被市、區兩級政府認定為養殖龍頭企業。2012年，因重慶繞城高速環線內設置禁養區，該公司配合當地政府進行了轉產經營。2017年，又因修建鐵路需要占用其養殖場部分場地，征收部門未能與張某夫婦就拆遷補償安置達成協議。2019年10月，重慶市某區規資局以張某夫婦未經批準擅自修建違法建筑，涉嫌違反《重慶市城鄉規劃條例》相關規定，向其發出接受調查通知書。同年11月，重慶市某區規資局以張某夫婦養殖場建(構)筑物系違法建筑為由向其作出《限期拆除違法建筑決定書》并送達。隨后，該養殖場被強制拆除。張某夫婦不服限期拆除違法建筑決定，向重慶市規資局申請行政復議。2020年3月26日，重慶市規資局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了某區規資局的拆除決定書，并于次日向張某夫婦郵寄，物流信息查詢結果顯示該郵件于2020年3月29日被他人代收。2020年4月15日，張某前往重慶市規資局現場領取案涉法律文書并在送達回證上簽名收到復議決定書。2020年4月19日，張某夫婦以重慶市某區規資局、重慶市規資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區規資局作出拆除決定書的行政行為、重慶市規資局作出復議決定書的行政行為。

　　某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重慶市規資局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復議決定書，該復議決定書于2020年3月29日被簽收，張某夫婦應于2020年3月29日起15日內即2020年4月13日前提起訴訟，其于2020年4月19日提起訴訟，已超過法定起訴期限，且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情形，應當駁回起訴。雖然張某夫婦于2020年4月19日向某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未超過拆除決定書告知的6個月起訴期限，但因其提起行政復議，復議機關作出復議決定并告知其訴權、起訴期限等救濟渠道，故提起行政訴訟的起訴期限應以復議機關作出決定中規定的起訴期限為準。重慶市規資局的郵寄送達并無不妥，該局于2020年4月15日重新向張某夫婦送達復議決定書不能作為當事人規避法律規定的事由。故認為張某夫婦的起訴確系超過法定起訴期限，據此裁定駁回其起訴。

　　張某夫婦上訴后，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行政復議決定的，可以在收到復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重慶市規資局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復議決定書，并按照張某夫婦認可的地址向其郵寄送達，該復議決定書于2020年3月29日被簽收，張某夫婦應于2020年4月13日前提起本案訴訟，現其于2020年4月19日提起訴訟，已經超過法律規定的起訴期限，遂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后張某夫婦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未獲支持，又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經重慶市三級檢察機關聯動審查，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認為案涉郵件沒有張某夫婦簽收的書面依據，郵政營業部出具的情況說明“未找到該件下落，已確認投遞人員丟失責任”能夠證明案涉郵件應視為已丟失，郵件有效送達的證據不足。

　　【合力化解】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指令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再審。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本案，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出庭支持抗訴。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支持了抗訴意見，認為張某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復議決定書，于2020年4月19日針對復議決定提起的行政訴訟沒有超過起訴期限，人民法院應就該項起訴進行審理，因此裁定撤銷原一、二審裁定，指令某區法院審理本案。再審過程中，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多次聯合召集重慶市規資局、某區政法委、區政府、街道辦等多方共同促進該案爭議實質性化解，同時幫助張某夫婦分析風險損失、定位合理預期，最終促成張某夫婦與當地政府達成和解，簽訂了《征拆協議書》，對養殖場涉及的征拆包干補償問題達成一致意見，由政府包干補償張某夫婦2300萬元。張某夫婦向人民法院遞交書面撤訴申請，人民法院裁定準許撤訴。至2024年12月1日，2300萬元全部支付到位。

　　【典型意義】

　　送達日期直接關涉案件是否超過起訴期限，行政機關以郵寄方式送達書面決定的，不能簡單以郵件簽收日期作為決定收到之日。行政機關不規范的文書送達行為和郵政投遞人員不規范的投遞行為，可能影響當事人訴權行使，進而關系到行政相對人的實體權益保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審查起訴期限的具體適用等法律問題時，關注當事人核心訴求及爭議源頭，就郵寄送達、新證據的審查認定標準達成一致，有效避免因送達問題損害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同時，本著實質性化解矛盾、節約司法成本的原則，人民檢察院抗訴后，法檢雙方可以共同推進爭議實質解決，以盡快實現當事人實體權益保障。本案中，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和重慶市三級檢察機關立足當事人實質訴求，引導其定位合理預期，通過聯合召集當地黨委政法委、政府等多部門共同開展爭議化解工作，最終促成爭議雙方達成和解，最大程度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實現案結事了政和。

　　案例四

　　魏某某訴河南省某縣城市更新服務中心房屋征收案

　　【關鍵詞】

　　法檢合力化解  再審檢察建議  房屋征收補償  超面積安置

　　【基本案情】

　　河南省某縣人民政府于2013年實施縣城文化路西段舊城區改造項目，同年3月發布了征收決定和補償安置方案，魏某某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圍內，應調換面積為190.47平方米。2013年10月，魏某某與某縣城市更新服務中心(原某縣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辦公室，以下簡稱縣城市更新中心)簽訂安置補償協議，初步約定了選房規則、過渡期限等。在2019年的選房環節，魏某某選中某小區兩套房，面積分別為124.48平方米、116.95平方米，超出應調換面積50.961平方米。雙方于同年11月簽訂了第一套房回遷協議并交付完畢；針對第二套房所超面積，魏某某同意對其中的10平方米按2013年補償安置方案規定的每平方米2200元標準支付，但不同意對其中的40.961平方米按《文化路項目回遷安置房選房方案》(以下簡稱《選房方案》，縣城市更新中心制定于2019年1月)規定的“協議人之間可以自行協商，購買轉讓”方式處理，由此未簽回遷協議。魏某某于2020年4月以縣城市更新中心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該中心交付其選定的第二套房，雙倍補償因逾期交房產生的臨時過渡費，超出面積按2013年5月市場成本價交易。

　　某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因2013年補償安置方案規定的政府收回超出安置面積的補償價與其后的市場價差額過大，為協調矛盾，縣城市更新中心后出臺《選房方案》的上述規定符合項目實施的實際情況，魏某某有關交易標準的訴求缺乏依據，且該中心已向魏某某雙倍支付延期交房的臨時安置補助費至2017年12月25日，遂判決縣城市更新中心支付魏某某2017年12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的雙倍臨時安置補助費30720元，駁回其他訴訟請求。魏某某上訴后，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期間，因魏某某經兩次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故裁定按撤回上訴處理。后魏某某向某縣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未獲支持，又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某縣人民檢察院經審查，于2023年8月向某縣人民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認為一審判決有關涉案房產依據《選房方案》規定精神，按實際交付時房產銷售價增加面積款的認定證據不足；從與本案情形相似的其他類案看，已有生效判決確認對選房面積超出安置面積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支付增加面積款。建議參照上述案件再審本案，按照拆遷安置目的解決問題，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

　　【合力化解】

　　某縣人民法院接到檢察建議后，充分聽取了檢察機關和當事人的意見。本著實質化解爭議、減少當事人訴累的原則，結合檢察機關提出“類案同判”建議的合理性，以及魏某某迫切表示糾紛持續日久、希望盡快解決的意愿，某縣人民法院認為其征收權益一直未得到公平、合理的保護，進入再審并非最直接、最便捷的行政爭議解決方式，故力爭在再審程序前妥善處理，更能夠及時有效保障被征收人合法利益。遵循此理念，該院依托某縣行政爭議協調化解中心，會同當地檢察機關和府院聯席辦，通過召開府院聯席會，行政爭議協調化解專家咨詢委員會參與化解，共同研討類案判決，經反復釋法明理，最終爭取到雙方當事人的理解，同意參照類案生效判決確定的標準簽訂和解協議，至2024年7月已完成付款交房事宜。某縣人民法院復函某縣人民檢察院，以本案行政爭議已實質性化解為由，決定不予再審。

　　【典型意義】

　　針對房屋征收領域“超面積安置定價標準爭議”這一難題，當地法、檢兩院通過聯合相關行政機關、專家咨詢委員會等單位召開協調會，在法律框架內探索解決方案，促成安置房交付和差額補償的同步落實，有效化解因時間跨度過長而導致房價波動的補償失衡。同時，檢察機關在魏某某窮盡起訴、上訴和申請再審救濟渠道之后，激活法律監督的權利救濟通道，避免了當事人合法權益持續多年求告無果。本案的成功化解是對法檢聯動、府院聯動機制實質化解行政爭議的成功踐行，也是通過非訴糾紛解決機制實現行政爭議高效性、實質性化解的成功實踐，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

　　案例五

　　汪某、馬某翠訴安徽省某縣房產管理局行政登記案

　　【關鍵詞】

　　法檢合力化解  抗訴  房屋買賣協議  司法鑒定意見  證明效力

　　【基本案情】

　　汪某、馬某翠(以下簡稱汪某夫婦)系安徽省某縣城鎮居民，汪某于1996年取得其名下位于該縣長臨河鎮一處房屋的所有權。1998年10月，馬某翠之弟馬某松向某縣房屋管理局(以下簡稱縣房管局)申請辦理房屋所有權轉移登記，該局根據其所提交的其與汪某夫婦簽署的《房屋買賣契約》《房屋買賣申請審批表》《協議書》等材料，于同年11月將涉案房屋轉移登記至馬某松名下。馬某松于2008年病故，此前與妻子湯某桂居住在涉案房屋。汪某夫婦于2011年6月以民事途徑訴請法院判決確認涉案房屋買賣協議無效，訴訟期間法院經委托安徽惠某司法鑒定所出具鑒定意見書，結論為上述材料中汪某夫婦的簽名非本人所寫，故認為汪某夫婦沒有轉讓涉案房屋所有權的意思表示，與馬某松之間沒有房屋所有權轉讓合同關系，其所提訴訟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范圍，裁定駁回汪某夫婦的起訴。汪某夫婦又于2014年6月向縣房管局申請撤銷馬某松名下房屋登記，恢復原登記。該局書面回復不予支持，并告知其如對房屋過戶有異議，可依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汪某夫婦遂以縣房管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縣房管局(后并入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以下簡稱縣自規局)履行房屋權屬登記法定職責，糾正錯誤登記。

　　某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房屋登記辦法》等相關規定，利害關系人要求房屋登記機關撤銷原房屋登記，應當提交原申請登記人以非法手段獲得權屬證書等相關證據。本案中，汪某夫婦沒有指出縣房管局在辦理房屋權屬轉移登記過程中程序上有瑕疵，僅依據安徽惠某司法鑒定所的鑒定意見書。該鑒定意見書出現在另案民事訴訟程序中，不能作為本案定案依據；即便申請轉移登記的個別材料有瑕疵，并不必然引發當事人以非法手段獲得權屬證書的法律后果，故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汪某夫婦上訴后，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縣房管局向法院提交的辦理轉移登記的相關材料，能夠證明該局已盡到合理審慎審查的職責；另案民事訴訟未實體審理，裁定書有關沒有轉讓所有權的意思表示與合同關系之表述無事實依據，一審法院不予采信正確，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汪某夫婦申請再審后，經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指令再審，二審法院再審以相同的理由判決維持二審判決。后汪某夫婦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經安徽省兩級檢察機關聯動審查，安徽省人民檢察院認為本案生效判決對另案生效民事裁定書認定的事實不予作為本案定案依據，且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安徽惠某司法鑒定所出具的涉案鑒定意見書，在無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情況下，該鑒定意見書以及民事裁定書對此的確認，可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依據。汪某夫婦申訴請求和理由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故于2020年5月提出抗訴。

　　【合力化解】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提審裁定。再審期間，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與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充分溝通，共同多次前往當事人所在的社區、單位及有關行政機關走訪調查，進一步了解涉案房屋轉移登記的真實情況。按照某縣風俗習慣，已婚兄姐有幫助弟妹的道德義務，本案亦有汪某夫婦以房產資助馬某翠之弟的因素。兩院從當事人家庭成員和親屬中尋找突破口，在馬某翠父母和馬某松、湯某桂之女配合下，通過釋法明理促成本案和解。房屋登記恢復至汪某名下，汪某夫婦自愿補償湯某桂30萬元。汪某夫婦向法院申請撤回再審請求，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28日裁定本案終結再審程序。

　　【典型意義】

　　法院的判決書、檢察院的抗訴書圍繞另案民事裁定認定的事實、特別是涉案鑒定意見書的證明效力適用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以及《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提出各自觀點與主張，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能否獲得保障發揮著深刻影響。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指令再審裁定、提審裁定和安徽省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書，對下級法院的裁判有力地發揮了監督作用。最終在省級層面兩院的有效聯動和通力合作下，循著實質解決爭議原則，妥善化解了這一持續十余年、各方不堪訟累的老大難問題。本案的處理不僅實現定分止爭、案結事了，更是一攬子終結民事和行政爭議、停止“程序空轉”，真正實現“權利落地”。

　　案例六

　　付某訴江蘇省某縣交警大隊、某車輛救援服務公司確認行政行為違法案

　　【關鍵詞】

　　法檢合力化解  不予立案  抗訴  扣留車輛  行政強制  “亂收費”

　　【基本案情】

　　江蘇省某車輛救援服務公司(以下簡稱某救援公司)是當地一家個人獨資企業，主營拖車、停車服務，與某縣交警大隊在交通事故車輛拖移領域存在業務合作關系，合作內容包括車輛拖曳、道路清障等。2022年2月14日8時17分，某縣居民付某駕駛小型轎車與張某發生輕微交通事故，張某報警后縣交警大隊民警到達現場，通知某援救公司用拖車將雙方車輛拖至指定停車場，未開具行政強制措施憑證?？h交警大隊的《接處警詳單》顯示，當日10點38分作出處警結果為“兩機動車相撞，無人傷，現場定責，損失600元”。次日，縣交警大隊向付某出具一份車輛放行通知書，但停車場要求收取300元拖車費才能放行車輛。付某交費離開后不滿，遂于同年3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確認縣交警大隊指定停車場扣留事故車輛、某救援公司收取拖車費的行為違法，判令該公司退還300元拖車費。

　　某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等法定起訴條件。某救援公司系個人獨資企業，與縣交警大隊并無隸屬關系，其收費行為不能認定為縣交警大隊作出的行政行為，故該糾紛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據此裁定不予立案。付某未上訴，一審裁定生效。

　　宿遷市人民檢察院在履職中發現，案涉行政行為加重了輕微交通事故當事人的經濟負擔，且當地的12345網絡問政熱線平臺顯示，2021年1月至2024年6月同類收費行為的投訴記錄近300條，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受損，遂依職權立案審查。宿遷市人民檢察院經依法審查認為，縣交警大隊實施了扣車行為，而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的內容，涉案車輛可正常行駛，無需扣押；縣交警大隊未在規定時間內出具行政強制措施憑證或補辦手續，程序違法。一審裁定未回應付某要求確認交警大隊扣留事故車輛行為違法的訴求，系遺漏訴訟請求；將扣車行為和拖車收費割裂看待，忽略了兩者因果關系；本案非個體案例，存在損害公共利益情形，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故依法于2025年1月向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合力化解】

　　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13日裁定提審本案。再審期間，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宿遷市人民檢察院就本案相關問題與宿遷市公安局會商研判，后該局責令某縣公安局自查自糾，督促某救援公司規范經營，退還了付某300元拖車費。付某對此表示滿意，向法院申請撤訴，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24日裁定終結本案再審程序。在化解個案的同時，針對檢察機關在抗訴書中指出的某救援公司從事當地公安機關事故車輛停放管理(含車輛拖曳、道路清障)等外包服務跨度時間長、收費涉及人員多、金額巨大，且存在不必要拖車、超標收費，僅2021年1月至2024年6月共產生2萬余人次拖車費用(日均17人次)，“12345網絡問政”接到相關投訴300余條等問題，為從源頭上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減少相關爭議、優化城市管理，法、檢、公三機關還連同多部門召開專題會議改進工作機制，合力推動當地“輕微事故線上快處快賠舉措”落地實施，建立由財政部門對依法扣留車輛的拖移、停放保管等費用給予保障等長效機制。

　　【典型意義】

　　行政強制法明確規定因查封、扣押發生的保管費用由行政機關承擔?！兜缆方煌ㄊ鹿侍幚沓绦蛞幎ā芬嗝鞔_了除依法扣留車輛的情形外，允許當事人自行采取措施將車輛移至不妨礙交通的地點；只有在其無法及時移動且影響通行和安全時，交警方可通知相關單位移車。針對實踐中該領域不同程度存在的“轉嫁費用”“亂收費”情形，需要多措并舉加以防范。本案中，通過法檢聯動、行政機關自查自糾、召開會商會形成新機制等方式，不僅使個案得以實質化解，更著眼于系統性、長遠性的整治和優化，全方位防范類似問題的發生，在法律框架內找到群眾滿意、政府支持的最佳方案。法、檢、公三機關各司其職又通力協作，從源頭上解決相關行政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