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新歲，歲旦，過年——春節(jié)有著諸多的別稱，這個由上古時代歲首祈歲祭祀演變而來的節(jié)日可謂歷史悠久，甚至成為中華文化乃至整個東亞文化中極具代表性、重要性和差異性的‘文化符號’，包括深層的意義疊加”“春節(jié)，是中華民族（甚至延展至海外的華人圈）最大的節(jié)日，大約也是延續(xù)時間最長的節(jié)日，它是一個系統(tǒng)的、每日都有小區(qū)分的節(jié)日工程。在它的身上，帶有強烈的農耕文明的印跡，但又不限于此”——在由于曉華策劃、由我主編的《印象春節(jié)：文學大家談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的序言中我曾這樣寫道。
作家東西認為，春節(jié)或許是“曾經的生活樣板”，具有示范功能，“和勞累節(jié)儉以素食為主的大多數(shù)日子比起來，和雞飛狗跳爭吵不休呵斥聲不斷的大多數(shù)日子比起來，春節(jié)的生活有點夢幻，仿佛依然是生活的演繹，但我卻從它的演繹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樣貌，即看到了我們憧憬的生活樣板……表層是我們在繼承春節(jié)的傳統(tǒng)，但深層卻是我們聰明的祖先用這個節(jié)日為后代描繪了一幅藍圖并讓他們?yōu)橹畩^斗，不僅物質要豐富，精神還要文明。”是的，由祭祀、祈福演化而來的春節(jié)依然包含著祈愿性內核，包含著“休整一下重新出發(fā)”的蓄力期許。而徐則臣則從春節(jié)的記憶中看到了“隆而重之”的儀式感，他認為，這份儀式感“應該是某種被內化為信仰的形式。儀式感從來就不是庸俗的形式主義，它需要在走過場之后，真正地走進去，過完眼過心”。作家們在以個人的經歷和經驗言說豐富著我們對于春節(jié)的理解。
莫言《小時候的年》所注重書寫的是吃，是食物，是食物所包含的寓意和生活向往。《在大理府過中國年》的埃德加·斯諾給我們提供的是熟視中所沒有的，甚至讓大理人都感覺有些異質性的大理，包括那些臉皮很厚，盯著斯諾這個外國人不停地瞧新鮮的“好奇的青年人”。徐貴祥《連隊的壓歲錢》寫下的是軍旅中的新年以及發(fā)生于部隊的新年故事，新穎獨特，頗有動人的力量。北京作家寧肯寫下他的北京，生活于杭州的陸春祥寫下杭州，而生活于麗江，屬于納西族的作家和曉梅則寫下麗江和納西，寫下“她們的”差異性與文化認同……出生于湖北公安縣的陳應松，寫下他在青少年時期春節(jié)之前干魚挖藕的經歷，這對我這樣的北方人來說完全是陌生經驗，我從中看到的是別樣的煙火和別樣的繁盛。
春節(jié)里包含有民風民俗，包含有社會學、民俗學所需要的種種，然而我和我們更看重的是在這個固定的時間節(jié)點上，每個人的體驗和感受不同。作家胡學文描述了一個與弟弟比賽吃餃子誰先吃出餃子里第一枚硬幣的故事。喬葉《柴禾妞的盛宴》同樣書寫到過年包餃子、吃餃子的習俗，她以綿密、精巧而細致的筆觸，書寫得“津津有味”，讓我們得以嗅到來自面皮的、肉餡的、菜蔬的以及餃子熟透之后的香……作家書寫中的親歷感和他們放置其中的真情，豐富著我對生活和生命的理解，也不斷地讓我經歷一次次的打動。
《 人民日報 》（ 2025年01月2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