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記載即為隆科多所傳上諭，也是后來遺詔的內(nèi)容。但對于它的真?zhèn)危瑲v來爭論不休。根據(jù)雍正自己的說法，他是在京諸皇子中最后一個到達暢春園者，而當時，康熙已告知在場的諸皇子與隆科多，胤禛將即位為帝，只有他本人因晚到而不知。“及朕馳至，問安皇考，告以癥候日增之故，朕含淚勸慰。其夜戌時龍馭上賓，朕哀慟號呼，實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遺詔，朕聞之驚慟，昏仆于地。”據(jù)此則他到后與康熙曾有一段關(guān)于病情的交談，但其間康熙并未透露讓他繼位的意思。直至康熙駕崩后，方由隆科多宣詔告知。

　　必須注意到，《大義覺迷錄》頒布時，雍正帝所述的諸位見證人中，主要政敵阿其那（八子允祀）、塞思黑（九子允禟），以及傳詔大臣隆科多等或已死或被圈禁，而允祥等乃雍正帝最為信任的心腹。因此這些見證人幾乎不可能發(fā)表任何異議。故難以輕易判定其真實情況。而在這段記述中，最不合理之處當屬雍正帝本人對此事一無所知。繼承皇位如此大事，所有在場人都被告知，唯獨隱瞞當事人一人，過于不合情理。

　　綜上可知雍正自述中真假摻雜，很難區(qū)分。個人看法，實則在胤禛到暢春園時，所有人應(yīng)該均未被告知儲君情況。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康熙對儲君難以定奪，彌留之際無法清醒思考。二是可能有過對胤禛繼位不利的言論。否則如此大事，斷無只瞞他一人之理。由此可見，隆科多才是雍正即位最關(guān)鍵的人物。關(guān)于隆科多的作用，篡位派與繼位派也有過爭論，孟森先生最先認為隆科多負責(zé)禁衛(wèi)警戒，以重兵包圍暢春園，諸皇子縱有異議，也迫于武力，難以抗衡（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tǒng)考實》）。而楊啟樵先生提出，按照清制，禁衛(wèi)為前鋒營、護軍營職責(zé)，隆科多掌管步軍營，無此職權(quán)。他進入暢春園也是作為顧命大臣，單人前往，因此武力脅迫不太可能（楊啟樵《雍正篡位說駁難》）。

　　當然未進行武力脅迫，并不代表隆科多所傳必定是康熙本意。總體來看，康熙恐至臨終，皆未明確表示繼位人選。當時希望最大的四子與十四子，一個代為祭天，一個出掌兵權(quán)。“唯祀與戎、國之大事”，很難推論康熙更加屬意者為誰。同時，暢春園一病不起，實出康熙意料之外，很難對繼承人做出思考與部署。因此隆科多成為權(quán)力天平中最重的砝碼。隆科多本人身為國舅宗親，經(jīng)歷了諸子奪嫡的風(fēng)潮，非常清楚此事重大。十四皇子遠在西北前線，假使皇位虛懸，在當時諸子覬覦皇位已久，且均廣樹黨羽的情況下，難保不生大變。根據(jù)實際情況考慮，皇四子胤禛登基，對穩(wěn)定局勢最為有利，不過也不排除兩人間對此事曾有默契。經(jīng)過史實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遼詔的出現(xiàn)，遠不能將此千古疑案辯說明白。事實上，不論雍正如何繼位，現(xiàn)今已很難有決定性的文獻證據(jù)出現(xiàn)。因為若證據(jù)有利，當時就會公布；如果不利，雍正執(zhí)政十三年，必舉全國之力徹底消除，不會留下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