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逾古稀，特別容易懷舊。今日又經過松柏成蔭的花園小道，漫步之中品嚼人生滋味，又激起我對一位前輩的追思，心中久久難以平復，回到家中提筆記下些許文字，聊表對我一生影響至深的彭德懷元帥的衷情。

　　我們一家與彭伯伯的結識緣于我的父親陳毅安。紅軍時期家父是彭伯伯的部將，在攻打長沙戰斗中不幸犧牲殉國。彼時，父親同母親新婚不久，當時我尚在母親腹中。彭伯伯對烈士遺孀和遺孤非常照顧，此后我母親一直斷斷續續與他老人家保持著聯系。記得那是1954年，母親已由湖南調到北京工作，在一個冬日的早晨，彭伯伯派他的秘書到我家里，邀請母親和我同去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做客。此時彭伯伯已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汽車徑直開到了彭伯伯的住所門口，一下車，就見到彭伯伯和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走上前來迎接，彭伯伯身著青色呢子中山服，腳上穿一雙老式棉鞋，看起來是那樣的和藹可親，特別是他帶著夫人主動出來迎接我們，讓我們很是感動。隨后我就陪母親到了客廳，母親和彭伯伯聊了一些關于我父親陳毅安的事，不知不覺已近中午，母親起身感謝彭伯伯對我們一家一直以來的關心照顧，然后打算回家，然而彭伯伯卻執意留我們吃飯。中午的飯菜很簡單，想不到開國元勛的生活是這樣的樸素，這真在我們意料之外。聽彭伯伯說，這是從食堂打來的大鍋飯，沒有開小灶。飯后，彭伯伯和母親說了很多當年和父親一起打仗的事情，因為我對這段歷史知之不多，且急于深入地了解父親是什么樣的人，都一一用筆記了下來。那天離開的時候，彭伯伯又親自出來送我們，還邀我們經常去他那里做客。

　　1959年廬山會議后，彭伯伯從中南海移居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由于脫離了工作崗位，加之與外界隔離，因此那段時間彭伯伯一直賦閑在家，看望他最多的就是曾經與他出生入死的烈士的后代。尤其是在1959年以后，我們家基本上是每月去一次，剛開始到彭伯伯家里時，警衛和工作人員詢問得很詳細，還打電話到我單位進行核實，后來走動得頻繁了，問得就少了些，只是在門口做個登記。每當我們到彭伯伯家都會給他寂寞的小院帶來歡笑，一般我們都是上午去，然后在彭伯伯家吃了午飯和晚飯才離開，走的時候彭伯伯都親自打著手電筒把我們送到公交車站。那個年月各家都很窮，能吃上一頓帶葷腥的飽飯就跟過年似的，時間長了，炊事員就有些犯難，因為本來只是保障彭伯伯一個人吃飯，但我們這些“窮親戚”經常去蹭飯，伙食費已經超出了標準。所以，每當我們到彭伯伯家的前一天他就開始忙活，燒鍋爐準備洗澡水，自掏腰包買菜買肉，親自下廚做飯菜，然后把自己下廚做的家常菜和保障他的“首長菜”一起擺上桌，招呼大家圍坐在一起吃。配發給彭伯伯的水果他自己基本不吃，他都按照水果個頭大小平均分成幾份，統統送給我們，有次他夫人浦安修心疼他，就背著他從均分給各家的水果堆里悄悄地在每份中留下兩個。

　　彭伯伯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黨性原則，非常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本色。在吳家花園那段時間，彭伯伯經常和身邊警衛人員一起開荒種地，自己種菜腌菜，他說自己原本就是農民子弟，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他對當時畝產萬斤的說法怎么也不相信，就親自丈量平整了一分地，從播種、施肥、收割每一步都堅持精耕細作，還不時請教村里農民，結果一年下來一分地才打了90斤糧食，為此他將此事報告給了中央。彭伯伯與村里人關系處得也很好，哪家有個“紅白事”，他都欣然前往為其主持，哪家孩子上學了，他都花錢給買個書包，為了讓掛甲屯村民用上電燈，他自己特意預支了幾個月的工資，花了1500多元錢給村里拉了一條電線，裝上電燈。好幾次我們去彭伯伯家，都看見他和村里的農民們坐在一起聊家常，那些農民都像是剛從地里干活回來，穿著系紅繩的“緬襠褲”，渾身沾滿了泥土，閑聊過程中還不時地把煙袋鍋往鞋底上磕磕，連我們這些晚輩看著都有些不習慣，可是彭伯伯從來都不在意這些，和農民們處得像親兄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