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什么調皮吆，真正調皮的還沒來哩！如果沒有這些‘調皮’的堅持革命，蔣介石的政權能推翻嗎？”何長工進一步說服道:“維辛斯基同志，你仔細想想，我們經過幾十年艱苦奮斗，好容易奪取了全國性勝利，我們是帶著勝利的旗幟，勝利的成果來跟你們談判的。你們應該有信心幫助我們，你們不能老當‘總后勤部長’。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一萬多公里的單線鐵路，打起仗來，你們支援得上嗎？你們能保障鐵路線暢通無阻嗎？幫我們搞起來，你們的負擔就減輕了。”

　　聽了何長工的話，維辛斯基誠懇地說:“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見，我先召集幾個部來商量一下。既然客人進了門，不能不談，可是你們也要有個思想準備，談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每逢談判涉及一些關鍵數字或需要拍板時，代表團都要致電周恩來

　　蘇聯方面對談判還是相當重視的，組成了由維辛斯基負責的七人委員會，成員來自外貿部、國防部、航空工業部、航空工業總設計院等單位。主持日常談判的是蘇外貿部副部長考瓦里，航空工業部是主管發動機的副部長，總設計院是院長波依佐夫。

　　談判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建設航空工業的道路和原則。開始時，蘇方對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針不理解。他們認為先談修理的問題，制造是以后的事，此次不必考慮。何長工、段子俊反復解釋了要有長遠觀點的意義。經過力爭，蘇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見。

　　第二個問題，是修理的規模，談得比較順利。雙方議定當年修理發動機1500臺、飛機300架，主要機型是米格－9、15。雅克－Ⅱ、18，拉－9、Ⅱ等。建設規模為年修理量，發動機3000臺、飛機600架。

　　最費周折的是第三個問題，即工廠的設計在哪里進行。蘇方一再堅持在莫斯科設計，送圖紙到中國依照施工。何、段則反復指出這樣難以符合中國具體國情，因為基本建設很復雜，要在選點、水文地質勘探的基礎上進行設計。我們不能為修改與現實脫離的圖紙，整天乘飛機往蘇聯跑。最后，蘇方放棄了在其國內設計的原設想。

　　每逢談判涉及一些關鍵數字或需要拍板時，代表團都要致電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劉亞樓等請示。

　　談判達成協議。在簽字的前一天，何長工與北京通了電話。周恩來接到電話就急切地詢問:“長工，怎么樣？”何回答:“談判順利成功，明天可以簽字。”周恩來隨即叮囑:“要算賬，他們是一個盧布都不舍的。”“蘇外貿部長米高揚都到場了。”“外貿部長到了也還是要錢的。”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代表團又對準備簽約的協議草案做了修改。談判結束，蘇聯外長維辛斯基親自主持舉行了豐盛的宴會，為中國代表團餞行。他風趣地對何長工說:“何同志，下一次見面時，希望你帶兩個空軍團到莫斯科來，在紅場上降落，請斯大林同志來檢閱。”何長工笑著回答:“那不成問題，說不定還要多一些，帶三個團哪。”引得席間笑聲不斷。

　　蘇聯總顧問說:我們政府交給我的任務是修理飛機，對制造飛機無權發表意見

　　中國航空工業終于艱難地起步了。但段子俊卻無法心安理得地搞修理，周恩來那“中國的航空工業要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指示，始終讓他魂牽夢縈。

　　朝鮮戰場戰事熾熱，飛機修理當然是第一位的；可如何從修理向制造過渡？生產建設上應如何安排？分幾個步驟？創造怎樣的條件？必須從此刻就開始考慮。這些對初涉航空工業的段子俊來說是力所不及的，只有求教于蘇聯顧問。

　　然而，蘇聯駐中國航空工業局的總顧問波斯別霍夫，聽了段子俊的詢問一個勁兒地搖頭:“我們政府交給我的任務就是搞飛機修理，修理出了問題，我負責任。但對飛機制造，我無權發表意見，那是需要提請兩國政府商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