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驚惶龐麥郎》，我感到生理上的不適。“女服務員正在把舊床單扯下來，一抖，毛發、皮屑潑潑灑灑散在空氣里。他起身，沖水，馬桶劇烈抖動”。這個畫面直撲腦海，我仿佛真的看見了漂浮在渾濁空氣里的頭皮屑。我下意識躲避了一下，仿佛在躲避這個“頭發板結油膩，弓著身子站在上海普陀區的街道十字路口，羞澀得似乎想把自己藏起來，摳著手”的男人。如果他出現在賈樟柯的電影，貼著“底層文學”標簽的小說里，我都欣然接受。唯獨出現在一本人物雜志里，卻覺得非常不適。是什么讓我不適？是臟亂差的環境，還是龐麥郎漏洞百出的話語和混亂不堪的生活習慣。我竟一時答不上來。

　　這篇報道太細節了，細節到我幾乎要不相信龐麥郎就活在身邊：“房費每天158元，位于轉角，不足10平方米，沒窗，大白天也得開燈。床腳的被單上，沾著已經硬掉的、透明的皮屑、指甲、碎頭發和花生皮。唯一的板凳上堆著他的褐色牛仔布大包”，“他拎來一袋生花生叫記者吃，然后徑直去了洗手間，隔著半透明的玻璃門，一邊蹲坐在馬桶上一邊說，‘我要上封面，必須在最前面，拍照也必須把我拍得帥，你不要跟我耍花招。’”記者用一雙冷靜的眼睛注視著這個草根的一舉一動，盡量還原他的生活。是不是這些撲面而來的細節，讓我不適？

　　寫實電影，底層小說，都跟我們隔了距離，我們始終在觀看別人的生活。我想起熱播的家庭調解節目。看別人在電視上聲嘶力竭、拍案而起，人們不禁慶幸：幸好咱家不這樣。因為不是“咱家”，所以看得踏實，絲毫不會有對自身的聯想，還能評點一二。微博上那些悲慘的故事，我們難過地轉發、呼吁、伸出援手，但他們，從來不是，也不會(該)是我們。只有距離很遠的事情，我們才有力氣聲討、悲憫，所有降臨到我們頭上的，就不再是事情，而是災難。我們大概沒有想過，那些當事人，只有兩條路：往前，硬著頭皮走下去；往后，一敗涂退回去。

　　再讀一遍，我漸漸明白，我感到不適的原因。這篇報道的寫法，把我們一開始就擺在了當事人的角色上。還來不及用道德評判，我們就被大量的細節擊中——他的生活就是這樣的，缺乏教育，邏輯混亂，因執拗而顯得可笑。結尾落在“無人喝彩，他為自己按響了屏幕上的‘歡呼’鍵”。這生活，竟讓我們看不到出路。

　　出現在報道里的龐麥郎，打小就是個怪人，“龐明濤(龐麥郎原名)從小在姑姑家長大，自認‘書很用力很乖的’，但因家境和成績不好，很早就退學了，也不討人喜歡。聊到家人，他緊皺著眉，把頭埋在膝蓋上，‘不說他們，沒好的人。’成名后，兒時玩伴龐志斌在貼吧發帖，罵他‘想紅想瘋了’。‘他小時候就是個拐棒子(脾氣古怪)’”——很《來自星星的你》不是？

　　這種怪異，一般被歸結為成長過程中的先天不足或后天災變，比如基因病變、父母離異、家庭暴力。龐麥郎雖然家境不好，由親戚撫養長大，但并沒生活在極端環境里，以致可以成為他怪異的原因。這怪異仿佛橫空出世，骨子里就帶著。對這種人，我們一時難以接受，下意識地遠離。而對那些童年不幸的人，我們卻愿意貼近撫慰。如果換成作家來寫，想必會對龐麥郎的成長過程和心理變化一探究竟，就算不是家庭悲劇，也是被事件觸動，有了誘因的性格變化，才使得人物“可靠”，我們看起來才覺得心安理得——這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懶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