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總書記把“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作為一條要求提出來，可見，它已經成為了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

　　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文學要健康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要健康發展，同樣如此。而良好的文學批評環境絕不是文學批評家能夠單獨營造的，需要全社會特別是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共同營造。當代文學批評不盡如人意，當然有批評家自身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文學批評的生態環境不盡理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為什么當下文學批評溫文爾雅的多，有棱有角的少？為什么批評家們插花的多，挑刺的少？難道批評家們都看不出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嗎？顯然不是。說白了，就是不少人心有顧慮，怕惹麻煩。輕則得罪作家，在圈里“混不下去”了；重則官司上身，不得安寧。在這種心態的影響下，批評家怎么敢說真話？

　　我認為，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應該是朋友關系。這個朋友關系當然不是個人私交，更不是酒肉朋友，而是諍友、畏友。夏衍先生在《生活、題材、創作》中說過：“我們不該把批評家當作敵人，而應該把批評家當作諍友。”當一個作家的作品發表之后(甚至在發表之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請我的批評家朋友看一看，這部作品有沒有什么毛病？如果到了這個份兒上，可以說文學批評已經有了一個健康的、良好的環境。可事實并非如此。有的作家作品問世后，希望聽到的是批評家們的歡呼而不是批評。這當然也沒有錯，人都是喜歡聽好話的嘛。可是面對真誠的批評，作家們也應該有虛心接受的雅量，而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縱觀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作家和批評家成為諍友的例子不勝枚舉。韓愈是唐朝文壇領袖，他對張籍又有提攜之恩，但他有個毛病，就是恃才傲物，聽不得不同意見。張籍沒有為尊者諱、為友人諱，而是一再寫信給他，直言不諱地提出忠告和批評，最終促使他認識并改正了自己的毛病。韓愈在給張籍的回信中表示：“當更思而悔之耳。”他們的友誼并沒有因為開展批評而終止，反而在這種批評中不斷加深，韓愈終其一生對張籍這位諍友懷有感激之情。俄國著名作家果戈理盡管以現實主義的作品聞名世界，但他思想上一度頹廢，甚至在作品中歌頌農奴制。他的朋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對他展開了猛烈的同時又是有理有節的批評，果戈理終于心悅誠服。這樣的關系，正是我們理想中的創作與批評的關系。可是，在當下的中國文學界，到底有多少作家把批評家視為諍友，還是一個問題。

　　當然，營造良好的批評環境，批評家也責無旁貸。首先批評家要出于公心，沒有私心，不夾帶個人情緒；要與人為善，不一棍子把人打死；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為批評而批評，不故作驚人之語。批評不是目的，提高創作水平、推動文學事業繁榮發展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