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作家藝術家發言的過程中，不斷與大家就文藝問題進行深入對話。對話，是人與人思想的平等交流，也是人與人情感的內在溝通。文學，某種意義上，正是人類對話的一種藝術形式。在對話中，我們加深了對世界善與美的認知，也嘗試著與他人構建一種更為真實有效的深度關系。2014年，這個認知和這一關系經由文學的創造有力地顯現出來。

　　與歷史對話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以抗戰為主題的書寫在2014年已新作迭出。何建明在第一個國家公祭日之前出版《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通過回望與反思歷史來警示當下。這種與歷史對話的精神，還見于范穩的《吾血吾土》、何頓的《來生再見》等長篇小說，它們對紛繁復雜的現代史與戰爭中的人性考驗均有重墨表現，對史料與文獻的倚重，傳達出文學對歷史的致敬。鐵流、徐錦庚的《國家記憶：一本〈共產黨宣言〉的中國傳奇》，講述了《共產黨宣言》給山東廣饒縣大王鎮劉集村、延集村帶來的傳播影響和革命風暴。中央文獻研究室選編、楊勝群主編的《鄧小平傳(1904—1974)》是年度最受歡迎的一部人物傳記。李春雷《朋友——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紀事》則從一位領導人與一位作家之間的交往追述了人與人之間的人格相惜與精神相通。這幾部紀實作品均從還原歷史出發，顯現出文學與歷史對話的激情。與之不同，邵燕祥的《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和從維熙的《我的黑白人生》，則表現出對待一段難忘歷史的冷靜，林賢治的《漂泊者蕭紅》、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將我們的視線拉至現代，延承的仍是這份歷史的冷靜。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囊括了李潔非等學人對黃宗羲、顏真卿、楊萬里等歷史人物的深入解讀，這種與歷史的研究式的對話關系，還存在于葉兆言的《很久以來》與雷達的《多年以前》中。歷史，雖有曲折，但也從來是義無反顧地向前的，而文學與歷史所建立的久遠的對話，是試圖在這看似義無反顧的歷史自信面前，提出文學的也許是個人的意見與看法，這些見識并不是要質疑歷史前行，而是提示歷史在前行的路上，仍有一些不同的走向可供選擇，對歷史的步伐予以助推或校正。

　　與現實對話

　　文學與現實的對話從未停歇。范小青的長篇新作《我的名字叫王村》，雖選擇了頗具現代意味的呈現方式，但其內核仍是對中國鄉村魂魄的書寫，“我”尋找弟弟的過程，也是鄉村現實呈現的過程，兩者互為鏡像，虛實相襯，將作家的焦慮與憂患表現得細膩旖旎。2014年文學的鄉村關注仍然處于強有力的表達之中，無論賈平凹的《老生》、劉慶邦的《黃泥地》，還是關仁山的《日頭》、孫惠芬的《后上塘書》，都在現實層面的鄉村書寫中有所拓展，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精神困境成為作家的關注重心。其實，不獨鄉村考驗著中國作家的對話能力，知識分子的形象塑造也一直是考量作家能否進行文化精神的深入對話的指標之一。劉醒龍的《蟠虺》寫老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操守，其作品中一直存在的“父親”形象叫人敬重，閻真的《活著之上》則探討世俗利益與獨立人格之間的糾結與爭奪，王蒙的《悶與狂》、王躍文的《愛歷元年》、寧肯的《三個三重奏》則各以自我、他者或兩兩之間的對話實現對人和人性的思考。現實的力量在成為推動作家探索其間奧秘的一種巨大力量的同時，也部分地融入了作家主體的解說、議論、抒懷，從而呈現出一個更為廣闊的心理性的現實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我們會遇上方方的《惟妙惟肖的愛情》、池莉的《愛恨情仇》、葉廣芩的《太陽宮》，她們善于從小切口進入現實的深處；同時，也有更為宏闊的敘事吸引著我們的目光，黃傳會《國家的兒子》中的羅陽、譚楷《讓蘭輝告訴世界》中的蘭輝、劉先琴《玉米人》中的程相文，這些在不同崗位上默默奉獻的勞動者和他們身上展示的道德的巨大力量，構筑起“中國夢”的堅實根基。這些作品有力印證了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的深刻道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一項時代的文學工程，我們的“靈魂工程師”若想捕捉到正行進在現代化路上的人民心靈深處的奧秘和光亮，必須與人民站在一起，血脈相連，榮辱與共。《賈大山文學作品全集》的出版，使我們再度讀到一個作家對于民族文化人格的建設責任與文學關切，那些植根于生活中的人物和他們身上的“筋骨”與“溫度”，成就了一個已逝作家的不朽的文學品格。